做蛋糕不如分蛋糕，分蛋糕不如抢蛋糕

 

二战后的50年代初，奥尔森在游历欧洲的过程中发现，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一片欣欣向荣，经济充满了活力，而战胜国英国的经济增长却陷入困境。不仅如此，同为战败国的日本也在50年代开始经济崛起，成为当时发达国家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是为什么呢？请容我先荡开一笔，讲讲做蛋糕和分蛋糕。经济学里有个很流行的比喻，经济增长就是把蛋糕做大，而收入分配就是分蛋糕。你是关心把蛋糕做大呢，还是关心分蛋糕？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是，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考虑分蛋糕。这就是所谓的效率和公平之争。经济学家担心，如果大家都关心分蛋糕，为谁分的多，谁分的少争吵不休，就没有功夫把蛋糕做大了。

 

谁关心分蛋糕？各个利益集团最关心分蛋糕。之所以会有很多利益集团，十有八九是为了团结起来，分更多的蛋糕。所以，利益集团太多了，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奥尔森说，经济学家低估了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利益集团哪里是文质彬彬的绅士，围着一块蛋糕开会讨论。事实上，他们是要抢夺这块蛋糕的，在抢的过程中，利益集团就像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会把店里的瓷器撞个稀巴烂。在涉及国家政策的时候，“小而灵活”的特殊利益集团纷纷出洞，它们行动力很强，可以通过游说等活动影响政策制定者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比如政府补贴、贸易保护、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等。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一己私利，往往不顾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制度僵化症

 

奥尔森对国家兴衰的解释，主要是从利益集团这个角度观察的。他讲到，如果一个社会承平日久，就容易滋生更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数量越多，就越是会降低社会效率，同时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大家都忙着抢蛋糕，愿意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就少了。假如工会或行业协会的力量过于强大，那么，那些可能会导致企业、工人失去竞争力的革新就会遭到抵制，创新就很难实现。

 

发达国家的医生、律师收入都很高，为了维护这种高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新人进来，于是，律师和医生的团体就会游说政府，要求新进入者必须要考执照。看起来，考执照是为了保护病人或客户的利益，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每隔几年，老医生、老律师也要参加考试，不然他们怎么赶上知识的更新呢？为什么这些资格考试都是仅仅针对新进入者呢？所以，这是一个既得利益自我保护的巧妙机制。如果单是挤进既得利益集团，就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可想而知，这些集团很容易变得越来越封闭。为什么过去的王族和贵族都时兴互相通婚呢？就是不愿意把好处给了外人。

 

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来抢蛋糕，于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管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让市场参与者寸步难行。这时候，这个国家就得了制度僵化症。出现制度僵化症之后，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打碎既得利益集团，而打碎既得利益集团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出现了革命或战争。回想奥尔森在欧洲所观察到的，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之所以迅速发展，他认为主要得益于战争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

 

不破不立

 

先来看德国，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把国内其它政党、社会组织全部干掉，把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二战之后，盟军通过1947年的《反卡特尔法》和反纳粹计划等措施，又把右翼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扫而清。再看日本，军国主义上台之后，消灭了原来的左翼组织，二战之后，盟军占领日本，在1947年实行了《反垄断法》，并以战争罪的名义清洗了原来的大财阀和高官。当既得利益集团都被清除之后，经济增长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了。相比之下，英美战胜国的利益集团分利联盟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英国有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 美国则有以利益集团游说参众两院为代表的各式各样的“ 院外活动”。奥尔森认为，正是分利集团的寻租活动导致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 滞胀”现象。

    

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毛主席说过，不破不立。据说，他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回。这听起来有些令人恐惧，对吧，但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很成功，而苏联的改革却非常失败呢？当然，我们能够想到的理由很多。比如，在对外开放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大量华人，以及我们紧邻着台港澳，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些海外华人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引路人的角色。还有一个原因似乎是不能忽视的。由于中国搞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极个别的思想僵化者之外，人人都想变革。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清除搞市场化改革的政治阻力，但粉碎既得利益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

    

近年来，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今天中国的改革比起80年代之所以更困难，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入区”，指的就是改革会触及广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我们要澄清一下，奥尔森可不是鼓吹革命的造反派，但他相信，经过“震荡”后的国家往往有比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如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二战后的日本与德国，文革后的中国。不过，奥尔森可能也会承认，既得利益集团的崩溃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

    

奥尔森在探讨国家兴衰的起源中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在他的理论里面，战争、改革和革命都有了经济学意义。奥尔森关于国家兴衰的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增长理论，不再局限于从人口、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国与国之间或者国家内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而是从利益集团的演变乃至制度的层面探究国家兴亡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