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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急中能生智?
 
你亲眼所见,也未必为实,我们的回忆中难免有自我编造的成分。你我皆凡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不要过高,也不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指责别人。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因为我们的感知和认知系统是有缺陷的,所以会乱入一些后期的加工。我们在内省的时候总会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不是每个人在所有的时候都能做到足够的克制。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本能和直觉是有缺陷的。
 
但是,这种本能和直觉是在至少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套系统看似简陋,经常出错,有时候会死机,但已经经历了漫长进化过程的考验。因此,当理性和直觉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先相信直觉,随后,我们要让理性去做纪检书记,而非辩护律师,仔细地核实直觉可能与现实不符的地方。即使理性完成了自己的审计工作,回过头来,还是要听听直觉的意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错亦是对:直觉在用一种很执拗的办法保护着我们。
 
比如说生气。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适度生气的情况下,我们的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会更敏锐。常言道,急中生智。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比平日更聪明、反应更迅速?我们的情感和理智经常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生气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就会更容易生气。观察一下在游乐园里玩的孩子,你就会发现,如果孩子摔了一跤,他会先看看妈妈在不在身边,要是妈妈在身边,那就放声大哭,要是妈妈不在场,他多半会自己拍拍屁股站起来,接着玩,等到妈妈回来了再哭不迟。在商业谈判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方表现出受到侮辱的愤怒,以此激发自己阵营的情绪,并向对方施加压力,效果往往不错。
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唱纳粹国歌
 
再说拖拉。我们之所以会拖拉,跟家庭和性格有关,但也跟大脑内部的保护机制有关。人们对恐惧和焦虑的反应极其强烈,这是在长期进化中为了生存下来所必需的。如果你碰一下自己的手臂,大脑大约需要400-500毫秒能够感知到这种触摸,但如果你感到恐惧,大脑只要14毫秒就能接到信号。从感受到恐惧的脑扁桃腺,到位于大脑皮层的思维中心,信号要强于从思维中心传到恐惧中心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感知恐惧更容易,但克制恐惧情绪更难。为了避免感到恐惧和焦虑,我们会有选择地忘记不愉快的事情,也会采取逃避的办法,眼不见心静。我们越是害怕失败,自尊心越低、注意力越分散,越是讨厌被别人委派任务,就越容易拖延。
 
最后再谈谈从众心理。著名的博弈论专家埃亚尔·温特(Eyal Winter)讲过一个故事。1933年夏天,希特勒刚刚上台,在德国东部的柯尼斯堡的市中心举行了一场大型的纳粹集会。温特教授的舅爷是个犹太人,但长得很像雅利安人,从外表看,没有人能发现他的犹太身份。温特教授的舅爷出于好奇,混入了集会的队伍。集会的高潮是希特勒本人上台。他狂热地挥舞手臂,发动煽动性的演讲,台下群众如醉如痴,高呼“胜利”。温特教授的舅爷先是感到吃惊,然后感到不安,最后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跟着周围的人一起哼起了纳粹国歌,还跟大家一起为希特勒的演讲鼓掌,一起高喊“胜利”。回到家后,他对着家人痛哭流涕,羞愧难当,因为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跟着大家一起唱纳粹国歌呢?
 
我们之前讲过,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为了增加生存的概率,必须要强化集体的认同感。因此并不奇怪,为什么温特教授的舅爷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为纳粹欢呼。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你冒犯一个群体的时候,比冒犯一个个体,更容易招致强烈的敌意。
 
人会愤怒,会拖延,会有集体情感,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产生这些情感的初衷是为了给我们带来进化的优势。当然,这些情感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利,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
 
先说一个比较小的例子,即人为什么会脸红。按道理来说,当我们感到羞愧或窘迫的时候,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但我们却偏偏会在这个该死的时候控制不住地脸红。达尔文觉得这一现象很有趣,他在《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脸红的现象。他发现,这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之一。对脸红的进化论解释是,由于脸红是不由自主的,当一个人脸红之后,就表明他已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当的,别人就更容易原谅他。
 
爱的荷尔蒙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体内会分泌不同的荷尔蒙。一种荷尔蒙是催产素,母亲在哺乳期会分泌更多的催产素,催产素有助于建立更亲密的母子联系。两性在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也会分泌这种荷尔蒙,因此催产素又被称为“爱的荷尔蒙”。但是,催产素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当催产素分泌过多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识别他人意图的能力,我们会变得更加轻信,更容易上当。
 
我们体内分泌的另一种荷尔蒙是多巴胺。多巴胺与我们从成功中获得的满足感有关,也激励我们更积极地去面对挑战,但如果多巴胺分泌过多,会导致我们过度冒险。比如,在参加拍卖的过程中,每一次当我们没有赢得拍卖的时候,大脑中的纹状体区域就会更加活跃,而该区域是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是人体分泌多巴胺的部位。激烈的竞拍导致我们的多巴胺分泌更多,于是,在下一轮竞拍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冲动、报价更高,这才有了所谓的“赢家的诅咒”。
 
因此,我们的情感可以控制,但却无法根除。我有一次看《荒野求生》节目,英国冒险家贝尔·格里尔斯要从直升飞机上跳到海里,游到一个荒岛上。贝尔告诉我们,最好的路径不是直接朝着陆地游过去,因为那样的话,一波一波的海浪会把你冲得更远。最好的办法是随波逐流,顺着波浪的方向游,这样才能迂回地到达海岛。我们对待非理性情感的态度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更坦然地面对各种狡猾的情感,了解它们出现的原因,了解它们在进化中的功能,了解它们与我们的理性系统互相影响的机制。如果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情感世界,我们才能更好地减少其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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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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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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