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股“顶头风”

 

让我帮罗伯特·戈登澄清一下。戈登教授承认，技术仍然在飞速进步，经济也在不断增长。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了，即使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也无力回天。

 

戈登教授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比较悲观。除了他反复讲到的，1920-1970年间的“大创新”很难复制，电子计算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如电来得广泛，他认为，还有一些“顶头风”，会进一步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第一股“顶头风”是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对穷人不利，对富人也不利；不仅会加剧社会矛盾，还会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甚至动摇市场经济的基石。

 

第二股“顶头风”是教育。教育进步曾经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今却如强弩之末。1900年，只有10%的美国人能够高中毕业，到197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80%。奇怪的是，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反而下降到了70%。据说，这是因为进监狱的美国青少年增加了，所以上学的就少了。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25-34岁之间人口的高中毕业比例比55-64岁之间还低的。大家都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发达，但其中小学教育水平已经大大落后，就算是其高等教育，也出了很多问题。学费越来越贵，给学生们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全美国的大学学费债务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平均来讲，一个大学生如果在上学的时候借了10万美元，他要工作到34岁才能还清贷款，而以后能够还清贷款的时间会越拖越长。教育中的阶层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富人区的小学质量远远超过贫民区的小学，而精英大学的学生大多来自高收入家庭。在美国，一样有“学区房”，一样要拼爹。

 

第三股“顶头风”是人口因素。人均产出是由劳动生产率，即单位时间的产出和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劳动时间又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以及有多少参加工作的劳动者。有多少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取决于人口中的劳动人口（即扣除了不能工作的孩子和老人），以及劳动参与率，即这些劳动人口中有多少人确实参加了工作。

 

二战之后，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大因素是汹涌而来的婴儿潮，即在1946-1964年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如今，婴儿潮一代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龄，劳动人口将大大减少，而且，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这反映出很多劳动者找不到工作，只能等待政府的救济。如果你到美国走一趟，会发现美国也有“鬼城”，比如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Galesburg），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Scranton），以及纽约州的雪城（Syracuse），都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萧疏破败。雪城18岁以上的劳动人口中，有42.4%没有参加工作。

 

第四股“顶头风”是债务压力。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38年将达到100%，而戈登教授的预测是将达到125%。除了联邦债务，还有不断积累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全球化退潮，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根据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的计算，在未来70年内，全球气温如果上升3度，将导致全球人均GDP减少2.5%。这一影响与人口因素的变化相比，要温和很多。

 

美国未来的增速在1%左右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让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大致做个预测。对未来的预测，最靠谱的方法不过是趋势外推。我们把美国从1948年以来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8-197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2.71%。第二个阶段是1970-1994年的低迷时期，这一时期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1.54%。第三个阶段是1994-2004年的新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2.26%。第四个阶段是2004年至今，这一时期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只有1%左右。取最好的时期，即1948年至1970年的2.71%，和最差的时期，即2004年至今的1%，可以得到一个加权平均值：1.38%。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经济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差，较大的可能性是保持1.38%的增速。

 

但是，我们不是讲过未来的“顶头风”吗？这些因素都是长期性的、趋势性的，很难扭转。尤其是人口因素，会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增速。按照研究经济增长的专家乔根森（Dale Jorgenson）的分析，人口因素在未来会使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0.3%，扣掉这0.3%，美国未来的增速就变成1.08%了。

 

当然，你可以讲，事在人为，政府如果采取了有效的对策，还是可以鼓励创新、缓解贫富差距、化解债务危机、提升教育素质的。按照戈登教授的估计，即使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乐观地看，把美国未来经济增速目标定在1.2%是比较合适的，再高就不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