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汇丰宏观评论之八

 

文丨北大汇丰海丝中心宏观研究团队

 

过去五年，我国一直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经济发展也因此进入了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五年我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是重大的。

 

未来我国经济工作需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继续发挥经济工作的“主线”功能。为了进一步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功能，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供给和供给结构以及要素结构与市场机制等领域继续深化改革。

 

01 供给与需求

 

供给与需求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在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功能时，我们需要兼顾总需求管理以及需求的基础功能。从大萧条以来，基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一直成为全球诸多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基石。凯恩斯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国家要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家可以通过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从而达到刺激经济、维持繁荣的效果。东亚金融危机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发挥宏观政策功能来提升总需求甚至采取政府直接购买的方式来稳定或提振经济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启了以四万亿元刺激计划为代表的史无前例的需求管理进程，使得我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引领了全球经济增长。但是，2012年以来，我国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或负作用日益凸显，宏观经济整体步入前期政策的消化期，需求管理的边际作用在日益弱化，这使得经济政策逐步转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过去5年经济发展取得的进步看，需求管理的基础性作用仍然不能忽视，我国整体实施的仍然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地方政府的扩张性政策仍然十分显著，而货币政策直到2016年中期之后才有显著的收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制度约束、减税和提高效率。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是通过供给端的变革来支撑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他们认为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高效利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要素的供给及利用与很多的制度性约束是紧密相关的。基于以上逻辑，政府的政策方向应该从自上而下的需求管理转向自下而上的供给改革，政府的政策核心是消除或缓解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制度约束，并形成以减税为支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为抓手的新政策框架。消除制度约束、减税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实现与需求管理或者经济体的总需求紧密相关，尤其需要发挥需求主体的市场主体功能，这样才能使需求管理的基础功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功能相辅相成，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有效转型和升级。

 

02 供给与供给结构

 

总供给是一个经济体的基本资源用于生产时所能达到的潜在产量，主要是由生产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要素配置的效率所决定的。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功能，需要重点关注我国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机制的变化。

 

一是我国的生产要素已经从低成本时代向中高成本时代转换。本世纪初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生产要素都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货币等都是非常便宜的。但是，现在倘若从要素成本角度出发，我国已经不具有国际甚至区域的竞争力。

 

二是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逐步进入一个式微过程。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现了一个资本替代劳动力、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过程，制造业水平和技术水平不断升级，甚至在部分领域全球领先。但是，资本和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不是没有边界的，尤其是当消费成为主导力量、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之后，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将是一个显性的约束。

 

三是要素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及其效率提升是更加重要的工作。我国要素价格和要素替代在未来都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具有实质性的提升空间，除了技术红利之外，制度改革可能也存在诸多红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政策性或政府性资产迅速膨胀，最为显著的就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相对扩张，经济增长虽然得到了保障，但是经济效率却明显下降。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已经超过6，即需要6个单位的资本投入才能实现1个单位的经济产出，美国略高于3，而日本则低于3。这也可能是中央为何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工作重中之重的原因。本次会议进一步要求，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这些要求的本质亦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是供给结构中对于土地的依赖存在总量和结构性问题。从总量上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对土地的过度依赖状态，以地方财政为例，部分地区财政收入超过六成依靠土地收入；从结构上来看，我国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在土地收益及其附属产品（比如房地产）的分配上存在极大的差异；从逻辑上来看，这是级差地租的体现；但是从效应上来看，这是收入不平等的最大根源之一，这还会造成财富和储蓄总量及结构的变化，而储蓄则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的最重要保障。

 

03 要素价格与市场机制

 

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功能，基础条件是拥有一个完善的供给要素配置机制。过去5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创新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但是这些政策举措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部分的副作用或负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完善。基于此，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工作。

 

在“破”的方面，需要大力减少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不断化解过剩产能。2007年以来，我国企业部门负债率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国有企业加杠杆，民营企业降杠杆。以上市公司为例，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呈现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54.6%下降至2016年的50.7%，而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则由64.5%上升至66.4%。在以PPP、产业投资基金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施的过程中，部门企业与地方政府相互联系，形成新一轮的产能扩张和（或）债务融资，使得部分“僵尸企业”得以复活。但是，“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的背后是银行及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发生风险之后，最终的买单者是中央财政或纳税人。“僵尸企业”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就会使 “僵尸企业”及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问题转化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央财政资产负债表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后都是由纳税人来买单。解决“僵尸企业”的核心是让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都成为市场化机制中的市场化主体，按照市场化规则办事。

 

在“立”的方面，需要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改变依靠要素巨量投入来保障相对高速产出的状况，实现依靠创新推动、效率提升来保障相对高速的产出状况。更重要的是，需要为新动能、新结构和新机制转换提供市场化的基础。以金融市场为例，我们除了完善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等基础性定价机制，同时也需要完善信用利差的定价机制，否则金融机构就将依靠不完善的定价机制进行套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要素配置的低效性。

 

在“降”的方面，需要大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等。在提出“降”的要求和政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反思为何过去较长时间内成本降低的效果较为有限。比如，“三去一降一补”中，虽然部分交易成本降低了，或者政府性收费减少了，但是生产要素价格却快速上涨，经济主体总成本可能并没有降低，降成本的政策效应并不明显。2016年秦皇岛港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价格同比增长72.7%，至639元每吨，2017年12月13日该动力煤价格为698元每吨。出现这个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仍然没有建立健全要素成本的定价机制，部分要素仍然是以行政性体制来定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化机制，降成本的效率可能难以出现实质性提高。

 

注：本文部分发表于《金融博览》，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北大汇丰宏观评论”项目简介

 

 “北大汇丰宏观评论”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发起，是北大汇丰商学院“高端智库系列产品”之一。“北大汇丰宏观评论”定期为政府和市场提供高水平的研究报告，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央行货币政策、中国资本市场等领域。

 

北大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团队介绍：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何帆博士担任学术顾问，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郑联盛博士担任项目负责人，团队成员包括朱鹤博士、陈旭博士、陶宏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