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经济学家不仅要自己做出非凡的成就，还要用自己的学问和人格激励新一代的年轻学者献身学术，从而推动经济学的不断进步。

 

索洛教授的建议

 

在美国的经济学界，年长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权威，相反，年长的经济学家对年轻的经济学家甚至是他们的学生倒是会有几分敬畏。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教授曾经采访了数位著名经济学家，并结集成为一本书：《与经济学家对话》。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也是被采访的经济学家之一。索洛对克莱默说：“你为什么不采访我们的学生呢？”索洛教授的这一建议可谓意味深长：在经济学这一竞争激烈、日新月异的行业里，今天的博士生便是明天的学术新星。如果想要了解经济学的未来，最准确、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了解今天还在就读的博士生们。经济学家的成长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他们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可能有着移民的背景甚至本人就是第一代移民；他们中有许多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但也有的是裁缝的儿子；他们中有许多在大学本科时就已经主修经济学，但也有很多在本科时学的是数学、物理，或是法律、历史。不过，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成长经历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都是在最好的经济系获得的博士学位；第二，他们都选择了在最好的经济系任教。

 

在美国，约有150所大学有资格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中有50所左右拥有世界性的声誉。但真正被称为“一等”（first tier）的，往往是指前10名（TOP 10）。《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每年公布的大学排行榜总是引起广泛的关注。表1列出了该杂志2000年公布的美国各大学经济系博士生项目的前10名。该杂志同时还公布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国际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等五个主要的经济学领域中各大学经济系的前5名。

这些“一等”的经济系的博士毕业生大多会选择留在象牙塔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大约60%左右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选择进入学术界。尤其是在“一等”的经济系，尽管有的学生会选择进入企业、政府机关或是国际组织，但他们却会感觉到来自教授和同学们的压力，大家会认为你放弃学术研究是因为自己觉得在智力上低人一等，无法在严酷的学术竞争中脱颖而出。斯蒂格利茨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演讲中就曾说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招聘的都是一流大学的三流学生。尽管这可能是一种偏见，但却是弥漫在经济系里的“主流”观念。学术界的竞争丝毫不弱于华尔街的竞争。表2对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芝加哥、斯坦福和普林斯顿五所大学经济系的教师构成做了简单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在“一等”的经济系里，绝大多数教师都是“一等”经济系的博士。毕业于“二等”或是“三等”经济系的博士能够在一等大学找到教职的只能是少数的例外。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博士生们所选出的历史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参见表4）。凯恩斯被哈佛、MIT、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四所大学的学生推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萨缪尔森、阿罗和斯密等被公认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学生们推崇凯恩斯是因为他只手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也是因为他对经济政策的深远影响。一位学生谈到，凯恩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面对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不为现有的理论框架所拘泥，相反，他的才智使得他能够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发明适宜的工具。学生们崇拜马克思是因为他“思想广博、不懈地钻研，他的著作不受时代的局限”。阿罗之所以得到学生爱戴是因为他不仅精通数学而且对社会问题和哲学十分关注。萨缪尔森的声望在于他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几乎在所有的经济学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进一步来看，获得提名的杰出经济学家中有70%是仍然活着的。这说明了当代经济学家，尤其是他们的教师对学生们的深远影响。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最推崇卢卡斯，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最爱戴阿罗。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获得提名的经济学家中还有加尔布雷斯、博尔丁、波拉尼等这些多少有些异端的学者。经济学界似乎有一种不成文的偏见，即在公众领域的声誉越高，在圈子里的威信反而越是受到损害。在专业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如果说某人的论文很像加尔布雷斯，他不会觉得是恭维，反而可能勃然大怒，因为大家实际上是在说他的论文不够严谨，太过浅白。我推想，这些学生之所以还喜欢加尔布雷斯和博尔丁，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刚从本科上来，对这些作者的作品仍记忆犹新。他们毕业之后还会坦然地承认自己喜欢加尔布雷斯吗？我实在是有些怀疑。

 

经济系的性格

 

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你信仰什么样的哲学，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经济学界，或许可以说，你赞成什么样的经济学观点，取决于你在哪里读的博士。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见面之后最喜欢问的问题之一就是：“你在哪里拿的博士学位?”

 

如果你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大家会认为你属于那种天资聪颖、热衷数学、只会写正式（formal）论文的家伙；如果你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那么你很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如果你在明尼苏达大学或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大家会猜测你是从数学系转行到经济系来的，因为这两所学校的博士项目越来越强调数学训练。如果你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大家会联想到诺斯和新制度经济学；而在乔治梅森大学读博士的学生十有八九信奉的是公共选择和奥地利学派。如果你研究宏观经济学，那么你会听到所谓“咸水”和“淡水”宏观经济学之争。“咸水”宏观经济学主要在靠近大西洋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里盛行，而“淡水”宏观经济学主要流行于靠近五大湖的芝加哥大学等。

 

从克莱默和柯兰德尔的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各个经济系之间的差异：没有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认为合理预期理论是不重要的，但38%的哈佛学生认为合理预期并非重要。没有一位MIT的学生怀疑财政政策是起作用的，但44%的芝加哥大学博士生对此表示怀疑。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普遍相信货币主义的观点即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可是有近一半的哈佛大学学生就是不相信。大约70%的芝加哥大学学生不相信市场机制会造成对妇女的歧视，但44%的哈佛学生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所有的芝加哥大学学生都相信关税和进口配额会减少国民收入，但67%的哈佛学生对此有所保留，其中有11%持不同意见。

 

在与学生的面谈中，当克莱默问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对效率工资的看法时，一位学生说，“这套玩意该扔到抽水马桶里去”。芝加哥大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说他最佩服凯恩斯，结果招来满堂哄笑。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学生说他最喜欢巴罗，他开玩笑地对同学们说：“要是我提巴罗你们不会朝我扔砖头吧。”

 

总的说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风格最为鲜明。他们的学生自称是最忠实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他们相信他们在芝加哥学到的是真正的、严肃的经济学。一位芝加哥的学生回忆起刚入校的时候卢卡斯的讲话。卢卡斯说：“我认为芝加哥大学是学习经济学最好的地方。我们相信我们的研究是重要的，远远比华盛顿那帮人干的事情重要。”这种对经济学的虔诚在其他经济系的学生那里却很难看到。以哈佛的学生为例，他们对经济学充满了怀疑精神，而且比较热衷于影响政策。他们最喜欢的教师包括萨默斯（Summers）、萨克斯（Sachs）等。

 

其他各个经济系之间的差异尽管没有它们与芝加哥大学的差异那么大，但各个经济系的学生仍努力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哈佛的学生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多样化。这里既有新凯恩斯主义的新一代旗手曼昆（Mankiw），又有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巴罗。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更偏爱经济学的技术。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说，“绝大多数到这里来的学生都是因为他们喜欢技术”。当问及他们和哈佛学生的区别时，一位学生半开玩笑地说：“他们更热爱艺术”。

 

从克莱默和柯兰德尔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经济学博士生们自信而富有朝气，而且已经俨然有了经济学家的风范。从他们身上，我们既可以窥见经济学的风格，又可以见识到经济系的不同性格。回忆问卷调查中的那道问题，即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至少还应该增加一条：成功的经济学家不仅要自己做出非凡的成就，还要用自己的学问和人格激励新一代的年轻学者献身学术，从而推动经济学的不断进步。看看美国经济学博士们的表现，或许可以说，他们所在的经济系和系里的教授们的确成功了。

 

注：本文已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微信公众号，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