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编者按:
 
近日,美国弗吉尼亚冲突喧嚣尘上。3K党、新纳粹等极右翼势力秉持“白人至上”主义,扛着旧日的“邦联旗”、抬手做着纳粹礼的照片充斥网络。美国自由主义左翼针锋相对,在全美各地推倒、破坏象征南方邦联、昔日奴隶制的罗伯特·李雕像。始于弗吉尼亚的冲突愈演愈烈,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美的政治骚乱。一向以“民族大熔炉”自傲的美国社会究竟怎么了?美国社会撕裂现象又是从何而来?一系列事件反映出美国政治并非铁板一块,各个不同地区、各个不同阶层之间都存在着许多矛盾。何帆教授曾发表于FT中文网的三篇关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书评,剖析了美国的政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靓丽的自由民主政治背后的阴影。
 
本文继续讨论历史、地理因素如何影响美国政治。标题是美国政治的三原色,较真的读者会说,紫色不是一种原色,是红、蓝混合出来的。当然,但这也正是我拿不准的地方,在红蓝之外的各邦文化,真的是红蓝混合成的紫色,还是其它的颜色,我仍然存疑。
 
自由女神像耸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岛上。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上铭刻着一首诗: 
 
把那些疲乏和贫穷的人们给我吧
也给我那些挤在一起渴望自由的人们
那些被遗弃的人们
把那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一起交给我吧
我在金色的大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漂洋过海,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传统,汇集在一起。照理来说,当这些文化色彩混搭之后,形成的风格应该像莫奈的画作,底色和上层色彩交错,复杂而斑斓,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美国文化却更像马蒂斯的“野兽派”画风,色调单纯大胆,线条粗犷简练。
 
移民,尤其是后期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很早就关上了自由移民的大门。在第一批早期殖民地移民之后,1830—1924年之间又出现了几次“移民潮”,这些移民也大多来自欧洲,但北欧、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渐渐增加。“旧移民”担心“新移民”会冲淡美国的特质,在1924年之后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移民政策。第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第一批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形成影响最大。犹如最早创办公司的几个人将决定一个公司的文化一样,第一批移民在美国文化中的权重远远大于后来的各批移民。第三,后来的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大多集中在少数地区,并未扩散到美国的四面八方。
 
按照沃德在《美国诸邦》一书中的描述,外来移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扬基邦”(麻萨诸塞及其周边各州)、“新荷兰邦”(即纽约附近)、“中土邦”(宾夕法尼亚及其附近各州)和“左岸邦”(从西雅图到桑地亚哥靠近美国西部海岸线的狭长地带)。很少会有新移民到“深南邦”(佐治亚州及其它南部各州)或“远西邦”(贫瘠干旱的西部各州)。
 
观察美国的政治格局,会发现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不明显,城乡之间的对立也不鲜明,但根深蒂固的是北部和南部之间的裂痕与对峙。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选举得票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红州”较多地支持共和党,“蓝州”较多地支持民主党。
 
“红州”、“蓝州”与“紫州”
 
所谓的“蓝州”,主要是在西部沿海、东北部沿海和五大湖畔的各州,这是“扬基邦”、“左岸邦”和“新荷兰邦”的大本营。
 
南部和中部是所谓的“红州”,它们则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这里是“深南邦”和“大阿巴拉契亚邦”的根据地。
 
在“红州”和“蓝州”之间,是摇摆不定的“紫州”,比如俄亥俄州、爱荷华州、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等,这里则是“中土邦”、“潮水邦”等诸邦的地盘。
 
红、蓝、紫,是美国政治的三原色。
 
“红蓝”之间的对峙
 
红蓝之间的对峙,主要是“扬基邦”和“深南邦”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两个邦都很固执,都要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别人,都认为自己才是美国的主人。它们的政治取向、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格格不入,睚眦相向。
 
英国革命的时候,北美这边的闲汉们就开始起哄。很多“扬基邦”的人们回到英国,参加克伦威尔的军队,而美国南部的“绅士”们则纷纷加入保皇党的阵营。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扬基邦”就曾经在17世纪80年代闹过要求自治的革命,那时候,“深南邦”的土豪们刚刚抵达北美,他们打从心眼里反感这些贫穷“下贱”的“暴民”。正如我在上一篇读书笔记中介绍过的,独立战争期间北美各殖民地之所以联合起来,并非为了独立,而是为了防止内部的冲突。然而,该发生的总要发生。1860年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当选总统之后,南方各州发动叛乱,组成邦联政府,美国内战爆发了。
 
美国内战以南方邦联的失败告终,这其实是“扬基邦”和“深南邦”之间的一次角斗。最早倡导废奴运动的是信奉人人平等的贵格会,但最起劲、最卖力的是“扬基邦”。“扬基邦”大多是清教教徒,他们一方面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内心里自豪得不得了,另一方面又认为懒惰是一种罪恶,每天不找点儿事干就会闲得发慌。他们之所以痛恨奴隶制,不是因为利益上的冲突,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奴隶制是道德败坏、政治反动的渊薮。美国内战结束之后,“扬基邦”的清教徒们弹冠相庆。奴隶解放了,尽管解放后的奴隶不知道自己该干啥,往往流落街头,只能靠政府救济。联邦的军队驻扎在南方。代表了“扬基邦”的联邦政府着手“重建”南方:要求黑人和白人平等选举,要给黑人教育的机会。大批的清教教士、教师涌入南方,办学校、设教堂,立志改变野蛮的“深南邦”。
 
“深南邦”则消极反抗。3K党四处拷打、暗杀胆敢从政的黑人和来自北方的教师。联邦政府要求让黑人进公立学校,那好,很多南方的邦就减少公立学校的数量,甚至把公立学校全部关掉,改建自己的教会学校。教会的势力在南方急剧扩张,就是要借上帝的名义对抗世俗政府的干预。“扬基邦”的热血志愿者们很快发现,在南方处处受挫,就像拿拳头去打羽绒床垫,你左一拳、右一拳,累得自己精疲力尽,那个可恶的床垫还和以前一模一样。
 
“扬基邦”的有志者们不肯就此罢休,他们移师到“大阿巴拉契亚邦”改造社会。“大阿巴拉契亚邦”的移民大多来自苏格兰、爱尔兰的边陲之地。“扬基邦”的热心人觉得“大阿巴拉契亚邦”的人们没有文化、生活贫困、生性懒惰,他们真心希望帮助这些可怜的人们改善生活、净化心灵,没想到又挑错了对象,碰了一鼻子灰。“大阿巴拉契亚邦”的移民都是威廉·华莱士的后代,都有一颗不服任何管教的“勇敢的心”,他们根本不理这些来自北方的“事儿妈”。联邦政府居然在这里不识时务地征威士忌酒的税,更是油锅里泼水。威士忌酒不仅是“大阿巴拉契亚邦”人民的精神寄托,甚至是他们的通行货币。“老子快活自己的,你小子管得着吗!”他们把收税官和“扬基邦”的志愿者们全都赶了出去。
 
你不得不佩服,“扬基邦”的进步人士越挫越勇,百折不挠。他们又找到了新的战场:发动禁酒运动,保护儿童权利,争取妇女解放,提倡环境保护。时光匆匆,陵谷变迁,“扬基邦”的宗教狂热逐渐淡化,但他们那颗改天换地的雄心仍然澎湃如潮。
 
故事还没有结束。“扬基邦”并没有放弃改造“深南邦”的梦想。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爆发了一次“文化内战”。代表北方理想的联邦政府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遭到了南方政府的强烈抵制。1957年,阿肯色州州长Orval Faubus为了阻止9名黑人学生上学,派国民警卫队占领了小石城中心高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毫不示弱,命令101空降师出动,占领了小石城,让全副武装的空降兵送黑人孩子上学。北方当时也是动荡不宁,狂放不羁的年轻人在追求自我和自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曼哈顿岛上有一个格林威治村,这里原本是个城中村,有个古怪的名字叫Groenwijck。从20世纪初,尤其是到了60年代之后,这里成为各种叛经离道者的老巢。同性恋、立体主义、嬉皮士、反战运动、左翼知识分子,所有让南方保守人士深恶痛绝的东西,几乎都产自格林威治村。
 
成见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同意环境保护、呼吁关注气候变化的,往往都来自北方;反对福利国家,反对政府征税的,大多来自南方。北方支持吸食大麻合法化,南方坚持个人拥有枪支合法化。北方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呼吁让大学教育世俗化,主张科学研究的自由,南方到了20世纪中期还在禁止教师讲授进化论,以及一切他们认为和《圣经》不符的科学知识。只要是打仗,“大阿巴拉契亚邦”必然支持,管他是打啥仗,先打了再说。要想讨好“深南邦”的选民,很简单,两个议题:种族主义和宗教问题。
 
“紫色”的骑墙派
 
在“红邦”和“蓝邦”之间,是紫色的骑墙派。之所以称之为紫色,是因为人们觉得这是红色和蓝色搭配的结果,但如果仔细观察,或许就会发现,这里的色调并非完全非红即蓝,我姑且沿用“紫色”的通俗用法,或许今后有专家能更准确地甄别出它们的真正色彩。这主要是“中土邦”、“远西邦”和“北方邦”(El Norte,即墨西哥以北、美国南部拉丁裔居多的各州)。“中土邦”和其它邦都有一些彼此认同的理念,但他们和任何其它邦都不是盟友。
 
他们欣赏“扬基邦”的中产阶级社会,和“大阿巴拉契亚邦”一样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和“新荷兰邦”一样支持文化多元主义,也同情“深南邦”的保守主义。“远西邦”可没有那么复杂的哲学沉思,他们的要求非常干脆直白:第一,联邦政府不要管我的事情;第二,联邦政府要多给我一些钱。“北方邦”的拉丁裔选民过去是沉默的大多数,如今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没有一个政客敢于忽视拉丁裔的选票。
 
三百年的历史深处,是美国政治的断层线。断层两侧的势力承受着不同的压力,上升的依然上升,下降的依然下降,直到它们承受不了的时候,最终出现轰然的断裂。
 
注:本文已发表于FT中文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图书信息
 
 
 
话题:



0

推荐

何帆

何帆

738篇文章 27天前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