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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美经贸关系将会如何发展,8月19日,凤凰卫视《财智精英汇》编导方家敏对何帆教授进行了专访。
 
“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秘密武器,60年代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但是我们现在讲到的301条款是指在1974年贸易法背景下产生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与它的西方盟国在贸易关系中出现了逆差,它的核心思想是:如果其它国家的做法对美国不公平、不合理,那美国单边就可以提出制裁。后来该条款又不断地被增补。除了早期一般性的301条款,后来还增加了“特别301条款”,主要针对知识产权。再后来还有所谓的“超级301条款”,把原来的条款完善得更加好用。
 
从301条款的操作流程来讲,一般的惯例是美国先做调查,将认为有嫌疑的国家和地区列为黑名单。列出黑名单之后并不马上进行制裁,而是跟这些“嫌犯们”进行谈判,这样301条款以及整套体系就变成了美方谈判有利的筹码。在谈判磋商的过程中,对方国家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如果谈崩的话,美国就会进行单方面的制裁。这些制裁里包括报复性关税——不但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而且取消对你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某国已经跟美国签订了一些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却把相关的优惠政策给了其它国家。取消已有的优惠政策在国际贸易界是一个非常坏的先例,当大家都在遵循同一国际规则的时候,美国却要搞“遗世而独立”,因为它觉得自己提供了全球最大的市场,所以便可以游弋在规则之外。
 
一旦美国方面发起了301条款的调查,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何帆:中美关系现在非常紧密,双方都是彼此之间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有6500亿美元,双方的投资也达3000多亿美元,这个规模可能会不断地增加,现在已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经创造过一个词叫“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美之间进行贸易战,对双方来讲都是伤敌一百自损八千。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旦美国要跟中国进行磋商和谈判,我想对中国来讲,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就是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有一些我们本来就要进行调整的问题,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在有些行业里,我们自己就在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如何能够更好的进行国内国际上的通盘考虑,有更好的布局吗?再比如我们原来的很多政策,可能已经过时了,像出口退税的政策,本意是希望对出口企业能够有一些帮助,但由于现在流程比较繁琐,很多出口企业怨声载道,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更加精简化,可不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改革?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们自己的创新越来越多,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国内外创新保护一并考虑,建立一个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所以我想,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有了压力就去屈服。
 
当年美国对日本提出过类似的压力,日本却提出自动出口限制,没有等美国制裁自己就限制了自己的出口,但即使这样做美国也没有满意,所以后来的贸易摩擦还是一直不断出现。中国要认清这个大的趋势,即使你做出让步也未必能让美国满意,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你满意了当然很好,我们也满意,但你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很可能也要做好报复的准备,中国现在其实是有报复的能力。博弈论里的胆小鬼博弈,一般来讲,均衡的状态是双方都会让步。
 
您觉得我们应该过度担心这种调查吗?
 
何帆: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因为这是一个信号,在最近的一两年,我们对美国的政策做了很多的误判。比如说特朗普上台,包括研究美国的专家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当特朗普上台之后,我们一度对他有比较乐观的看法,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商人,很容易打交道,不会有很多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最后发现并非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又对特朗普过分的担忧,认为他很可能会采取一些极其非理性的政策,但是我们低估了美国政治互相牵制的传统。实际上特朗普上台之后,他也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他推得很多法案都没有推下去,大张旗鼓禁止穆斯林入境,最后灰头土脸的也没有推下去;反对奥巴马的医保,实际上最后也打了很多的折扣;想要推减税的法案现在看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想要搞基建,但现在也是非常的难。所以对于他的执政能力和施政能力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
 
就在前一段时间,习总书记和特朗普会面之后,大家一度又非常的乐观,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而这一次美国要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再次提醒大家在对待中美关系上不能够存有幻想,因为特朗普的政策变化非常快,而且美国整体的国内政治环境对中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另外这也提醒我们,过去总是觉得中美之间在政治、安全等问题上可能会有摩擦,但在经济问题上却能够达成共识,现在看起来经济问题也有可能是中美摩擦的一个新来源,反而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如果我们运作得好,可能还会是一个新的合作领域。
 
可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发起这次301调查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这样的话,您觉得对美国来说利大于弊吗?
 
何帆:好处多多,如果真要搞贸易战,美国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它现在的小九九是,我还没走到最后,但我301的大棒一挥你就害怕了,然后在谈判的过程中你能给我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话,我既不用走到最后,又达到了既定的目的。从理论上讲,进行贸易制裁的确对美国的影响非常大。
 
首先,制裁本身不会对美国带来好处,更何况再考虑到对方的反制裁措施。现在美国四处挑衅,有时候跑到中国这边来,有时候跑到欧洲那边去,有时候会谈到墨西哥,以及其它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反美国反报复方面的能力其实还都是比较强的。并不是说美国说什么大家都要听着,美国也有有求于这些国家的地方。一旦得罪了众人,触发了众怒,引起了连锁反应,美国本国的经济首先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里,它原来的威信和影响力也会受到影响,这样以后的事情会越来越难做的。
 
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逆全球化的举动?为什么会实行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何帆:逆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在说,整个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都非常响亮。从中国角度来讲,由于我们站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全球化非常乐观,但是我们现在是少数派了。我们认为全球化能带来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全球化能带来和平相处,因为你挣钱我也挣钱,大家一起挣钱多好,但是如果你放长了历史的时段来看的话,全球化最后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摩擦和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贸易都一定会有赢家和输家。
 
经济学家讲的是总体的利益,但经济学家不太讲利益如何分配。一旦你遇到赢家和输家,经济学家说那好,因为赢家得到得多,赢家拿出来一部分钱给输家,输家也就满意了,最后我们的净收益还是会很多。但在政治领域里,说服赢家把他的钱拿出来给输家是非常难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满意的人就会提出抗议,而且有很多会迁怒于全球化,因为我们讲到技术的进步是非常快的,而且大量的技术到最后会替代劳动力。生产自动化替代了劳动力,很多外包离岸生产替代了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我们谈得非常多的人工智能,它会替代更多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很恐慌,甚至于中产阶级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要求政府更多地保护本国的利益。
 
这就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尽管全球化从长远来讲是件好事,但我们一定要重视现在出现的反全球化声音,它是有存在的客观背景的。你不能讲这只是因为这些人受教育程度低,所以他们不知道全球化的好处,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至于全球化的收益最后如何实现,要注意全球化的速度,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了变革的收益。比如你要到广州去,沿着广州的这个方向出发,这是对的,但如果开的车速太快,可能就会翻车。我们现在只注意到了开车的方向是对的,但车速一定要控制好,有时候欲速则不达,所以面对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我们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美贸易战。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大家就在讨论贸易战什么时候会打响,发起301调查是不是就是贸易战的先导?我觉得今年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贸易摩擦,从特朗普的时间表来看,最早想推动的是国内的改革,因为对他来讲减税是最重要的,就像医保对奥巴马是最重要的一样。但国内改革最后推的不是特别顺利,如此他转头看国际领域,能做什么呢?
 
在国际安全领域里,他关心的问题有北朝鲜。但是坦率得讲,北朝鲜的问题在短期内是无解的。美国提出来用武力解决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在北朝鲜的问题上也没有特别大的进展,那他会寻找到一只替罪羊,这只替罪羊很可能是在国际经济领域。
 
在国际经贸领域里,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他的一个首要目标。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在美国看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又跟美国的经济制度不一样,所以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各种偏见、猜疑和顾虑。
 
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的产业政策、不断提高的竞争力,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美国的利益?他们经常讲到中国是不是又去偷了美国的基础,中国是不是在搞不正当的竞争,是不是在控制汇率?很多指责都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中国的确在前端时控制汇率,但是我们控制汇率是为了不让人民币继续贬值,所以我估计特朗普其实并没有搞明白这一点。如果中国政府不对汇率进行一定的调控,人民币会继续贬值。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的话,对美国的贸易来讲实际上是一件更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会更强,中国出口会更多。所以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开玩笑说,如果中国政府不管人民币的汇率,那这个时候美国可能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我觉得,第一,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目标。第二,我们要注意此次调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和政治混杂在一起的,而且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混杂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区分哪些是噪音,哪些是真正的信息,哪些是威胁,哪些可能是真正的冲突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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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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