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针对中美经贸关系将会如何发展,8月19日,凤凰卫视《财智精英汇》编导方家敏对何帆教授进行了专访。
 
“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秘密武器,60年代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但是我们现在讲到的301条款是指在1974年贸易法背景下产生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与它的西方盟国在贸易关系中出现了逆差,它的核心思想是:如果其它国家的做法对美国不公平、不合理,那美国单边就可以提出制裁。后来该条款又不断地被增补。除了早期一般性的301条款,后来还增加了“特别301条款”,主要针对知识产权。再后来还有所谓的“超级301条款”,把原来的条款完善得更加好用。
 
从301条款的操作流程来讲,一般的惯例是美国先做调查,将认为有嫌疑的国家和地区列为黑名单。列出黑名单之后并不马上进行制裁,而是跟这些“嫌犯们”进行谈判,这样301条款以及整套体系就变成了美方谈判有利的筹码。在谈判磋商的过程中,对方国家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如果谈崩的话,美国就会进行单方面的制裁。这些制裁里包括报复性关税——不但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而且取消对你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某国已经跟美国签订了一些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却把相关的优惠政策给了其它国家。取消已有的优惠政策在国际贸易界是一个非常坏的先例,当大家都在遵循同一国际规则的时候,美国却要搞“遗世而独立”,因为它觉得自己提供了全球最大的市场,所以便可以游弋在规则之外。
 
301条款是一个令各个国家都非常头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您怎么评价它?正如刚才所说,它同时也是一个带有一定单边色彩的贸易保护条款,您觉得这是美国自我保护的一个条款吗?
 
何帆:就全球贸易的发展趋势来说,实际上,一开始大家都朝着多边贸易体系发展,所以大家对WTO寄予厚望,希望WTO能够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然后在WTO谈判的框架里把规则逐渐提高。但WTO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规则,就是一票否决制,无论大国小国,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谈判就不成功,所以很多谈判比如乌拉圭回合、多哈回合等都没有谈得非常成功。再如新加坡议题,由发达国家提出,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不同意,最后只能被打掉了。后来又出现区域性贸易协定。像我们比较熟悉的TPP,还有亚洲地区的RCEP,比多边的贸易协定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运作得好,可以成为多边的一个垫脚石,可现在它们退回去了,退到了双边,甚至是单边。
 
如果大家都适用双边和单边的话,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谈判的不对称。因为美国的力量非常大,其它国家的力量相对较小,因此在谈判时,其它国家可能会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做出让步,尽管心里不服气、觉得不合理,但是没有申诉的地方。另外,如果大家都采取单边制裁手段,很有可能会触发贸易战,因为你对我进行单边制裁,那我也可以对你进行单边制裁,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从美国采取301条款的现实情况来看,美国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它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有更多更好的方法:可以通过WTO,可以通过区域贸易协定,也可以通过中美之间的双边沟通机制。但是启用301条款,从策略上讲,叫做美国政治学里的杜勒斯主义,即迅速把事态逼到战争的边缘,迫使敌人回到谈判桌上。
 
从某种程度上讲,杜勒斯战略会迅速地把事态搞的非常僵化,其实是为了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美国现在最关心它巨大的贸易逆差,此外,另一个大的背景是现在美国全球化的情绪高涨,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能够带来总体收益的提高。您认为美国发起301调查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何帆:美国作为一个总体,它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受益的。但是国内各方群体受益的程度有所不同。比如说跨国公司在此中受益最大,因为它可以在全球布局,所以它的利润会非常高;另外美国的消费者也是受益者,因为消费者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美国的货币当局其实也是受益的,因为有很多进口的廉价产品,物价一直比较低,所以货币政策可以保持宽松态势,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所以从总体来讲,大多数的人是从全球贸易中受益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贸易逆差丢了工作,这其中主要包括一些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工人,这些工人提出的减少贸易逆差的呼声很高。当然,失业问题除了源于国际贸易,更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在替代劳动,但是又没有办法向计算机、机器人抗议,怎么办呢?那就去向其它国家抗议。特朗普其实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台的,所以在上台之后,他比较高调的推行各种理由的贸易保护主义。
 
按照特朗普的讲法,我们要把高就业率带回美国,我们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但实际上这个政策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从最根本上来讲,这里有一个悖论,你是要一个有竞争力、有领导力的制造业,还是要一个让大家都能就业但成本更高、更封闭的制造业?所以在制造业投资重振的同时,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美国到底是继续在制造业里扮演全球领先的角色,还是发展一个封闭起来自我保护的制造业?这有可能会给部分人带来好处,但是更可能会损害到美国整体的利益,这样的话,您觉得301条款的调查还会顺利进行吗?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转折呢?
 
何帆:会。特朗普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政策变化非常多,因为他并没有从政的经验,不追求一以贯之的计划。但是从大趋势来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是由各种原因决定的。从最根本上来讲,中国现在的竞争力非常强,在美国看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它把中国的地位看得很高,不再像过去一样,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提防中国。过去美国对中国还有一种善意的忽视,它并不认为中国能对它产生实质性的竞争,但现在美国对中国非常得忌惮,这是中国实力提高的结果。
 
另外,美国非常希望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中国能更加配合美国,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希望使局势得到缓和。但美国有它单边的考虑,中国通盘的考虑和美国单边的考虑未必会是一样的,美国有可能利用贸易摩擦让中国在其它问题上更好地配合它。所以美国会把贸易当成一个武器和别的问题连接在一起,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中间会不会出现变化呢?这取决于双方之后的沟通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好转。因为毕竟从1995年到现在的301条款,美国往往叫得很凶,但是并没有到真正撕破脸进行制裁的地步,所以美国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中美之间发起真正贸易战的概率也比较小。
 
但是很难防止美国不断地用301条款来威胁中国,如果这次来真的,到了最后撕破脸的时候,除了像您之前说的加强报复性关税,还有什么手段是可能性最大的?
 
何帆: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谈判的环节没有达成协议,最后必须要进行制裁。一般来讲,手段有两类,一类是报复性的关税,一类是取消优惠政策。而中国和美国之间并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如果谈判失败,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征收惩罚性的关税,而中国很可能会进行反报复措施,也对美国进行制裁。
 
您觉得对中国来说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
 
何帆:一般来讲可以从两个标准来判断,一个标准是看中国的出口份额,哪些中国产品在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占比较大,哪些行业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另外一个是看产品出口增速,出口增加速度比较快的产品,会引起对方较大的警觉,从而变成媒体炒作的热点。所以把这两个标准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美国会对中国的哪些出口引起警惕。
 
美国对中国领域的关注点从原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逐渐转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过去主要关注的是纺织品,美国曾经就用301条款针对过中国的纺织品。后来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得越来越多,出口的产品也在不断地升级。现在美国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钢铁出口,以及中国的汽车市场。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刚刚签署301调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要对知识产权方面进行调查”,您觉得这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已经很大了吗?
 
何帆:知识产权一直是美国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美国的优势是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所以它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不够有力。但是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是一个后来者。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多规则和方法,中国在此方面要进一步改进。很多人有一种误解,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越高越好。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有时候可能是赢家保护自己利益的一个工具,而过去的知识产权保护则是为了保护一种特有的生产工艺。比如生产手机,过去你用一种方法生产出来的芯片好,那生产的工艺是你想出来的,我如果要用的话,我当然要给你提供产权保护了。
 
如果换一种生产工艺,同样生产出来具备这种功能的产品,可不可以用原来的知识产权保护?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有很多新的知识产权要求得非常苛刻,那这时答案可能就是否定的。好比在过去,你要到河的对岸,别人造了一座桥,收过桥费是合理的,因为桥是别人造的。如果我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再造一座桥,我到河的对岸去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按现在的这个趋势发展,很可能会禁止你再造其它的桥。现在很多产品是一环扣一环的,为了到对岸去,你必须要过这座桥,造另外一座桥,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岛上去,但是如果每一步都不允许到河的对岸去,那更高的技术就完全被封死掉了。
 
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对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持有不同的意见,在发达国家有很多研究创新的专家也讲到企业对现有的这一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各种各样的不满,因为技术在变化,创新在变化,原来的很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都已过时。比如原来的保护期可能很长,但现在的技术演进速度很快,如果规定50年或30年之后才能转让,对技术的拥有者本身也是不利的,因为很多技术的拥有者希望尽快把技术转让出去,自己好去开发新的技术。
 
所以我们觉得知识产权保护应该是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的事情,知识产权保护对所有的创新者更有利,因为它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目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工具,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是遇到问题就用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既有的利益。
话题:



0

推荐

何帆

何帆

739篇文章 3天前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