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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在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之时,全球央行扮演了“临时救场”的角色,并达到了一定效果。那么十年过去了,全球央行的角色定位是否需要调整呢?
 
在8月15日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联合加拿大知名智库“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央行的“临时救场”:成就,危机及前景》一书作者——CIGI高级研究员Pierre Siklos提到,全球央行应减少自治,加强协作。
 
“金融危机十年后,如果我们还是认为各国央行应该像过去一样自治,这是错误的,全球央行的自治在危机中是起不到更好作用的。”Siklos说,“各国央行应改变过去自治的状态,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作。货币政策不是常规性的,我们对于央行们角色的理解需要改变。”
 
Siklos还建议,各国央行应该有更多的政策目标,如金融稳定性。
 
“就拿英国来说,英国有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金融稳定性,英国政府不要求英格兰银行在危机中进行协作,但是当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其作出的反应会很大地影响金融稳定性和经济。”Siklos说,“所以,我们要讨论治理,同时要讨论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在稳定金融方面的角色和功能,否则下次还是没有合适的机构或工具去应对这些危机。”
 
莫尼塔研究首席经济学家、财新智库董事总经理钟正生也表示,全球央行“临时救场”采取的货币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非常困难,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需要金融中介机构的配合,也许还需要实体经济的配合。
 
钟正生表示,美国的量化宽松之所以起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只是起到鼓励的作用,而非强制。
 
“美国最近为什么恢复的比较快,其实是有奥巴马政府时美国制造业重振和回流政策就已经开始。只有当实体经济的新生动能出现之后,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才能起来。所以,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更多的是被引导的作用。”钟正生说。
 
钟正生同时认为,金融危机时虽然全球央行的“临时救场”起到了作用,但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环境下,还需要考虑怎样“离场”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联盛也认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还存在一些深层结构上的问题。只有与其他政策结合起来,才能让经济体保持稳定。
 
郑联盛同时指出,从大缓和到大萧条,再到全球经济衰退,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很多监管者都低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全球央行把金融稳定性放在经济增长之前,但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却缺乏相关的长期规划,而短期的目标可能会带来长期的问题。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何帆则表示,距离金融危机的爆发已有近十年,各国央行还是想努力找到一种更好的应对方法。在发生危机之后,相关的应对方法要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做出改变。
 
“全球央行需要找到关于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两套目标。”何帆认为,两者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矛盾,这两者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注:本文图片由中新经纬刘雪滢拍摄,已发表于《中新经纬》,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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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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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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