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国际金融的学生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研究国际金融的大家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功底。当你读到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的《西欧金融史》时，一定会被作者的博学所震撼；你可能也曾听说过，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大学时学的专业就是历史；或许，你手中正拿着罗高夫(Kenneth S. Rogoff)和莱茵哈特(Carment M. Reinhart)合著的《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其实，在众多研究国际金融的学者中，对历史研究一直用功最勤的，当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埃森格林已经出版了几本在国际金融史领域影响甚广的著作，比如分析国际金本位制的《黄金的镣铐：金本位和大萧条，1919-1939》，以及概述国际金融历史演变的《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最近，埃森格林教授又出版了其新作《嚣张的特权》。这本书在他几乎等身的著作中，可以称得上是可读性最强，最具启发性的一本。

 

对中国的读者来说，看到美元的兴衰这一主题，几乎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当前热议的话题：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从美元的国际化进程中，我们能学到哪些经验呢？埃森格林教授的一些新颖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他谈到，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步伐，远比我们大部分人想象的更快。第二，他谈到，美元国际化的背后，有政府的强力推动。

 

大部分人认为，在一国变成大国和一国的货币变成国际货币之间存在着“时滞”。比如，一般人认为，美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的，然而美国的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埃森格林指出，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国际货币了。在货币竞争的过程中，美元可谓后来居上。尽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在国际货币排序中，美元的排位不仅落后于法国法郎、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荷兰盾，甚至排在意大利里拉、比利时法郎和奥地利先令之后。到20世纪20年代，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已经超过英镑，大量的资金从美国流向欧洲；到1924年，在各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英镑。遗憾的是，随后爆发的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美元国际化的进程突然中断，而这一耽误就是20多年。埃森格林据此预言，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或许会超过人们的预测。而且不仅是人民币，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如印度的卢比和巴西的雷亚尔，最终也会登上国际舞台。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多种国际货币共存的世界。

 

大部分人认为，哪一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没有依靠国家的政策扶植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德国和日本曾经想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但最终都铩羽而归。埃森格林谈到，美元之所以在短期内能迅速实现国际化，乃是因为背后有美联储的强力支持。

 

美元在19世纪末的时候，之所以难以跻身国际货币之列，主要是因为其缺乏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可靠而开放的金融市场。事实上，那个时候美国连中央银行都没有。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建立央行一直心怀疑虑，他们担心会建立起一个难以约束的金融怪兽。由于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央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共发生过14次金融危机，其中又以1907年的经济危机最严重。当时，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但政府却束手无策。最后靠金融巨头摩根将华尔街的头面人物关在自己的书房里，在逼迫他们承诺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后，才开门放人，这才使美国躲过一劫。1907年之后，建立一个央行的想法开始逐渐酝酿。在历经磨难之后，美联储于1913年正式成立。1913年之后，美元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

 

埃森格林认为，美元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是银行愿意在交易时接受以美元计价的商业承兑汇票。但如果只靠美国的商业银行，它们还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美元承兑汇票市场。市场的发育需要培育投资者。若不解决投资者的问题，美元承兑汇票业务就难以发展壮大。这一问题得以解决，依靠的是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强力支持。因此，埃森格林讲到，美元的国际化依靠的不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是“强有力的手”。在斯特朗的要求下，美联储要求联储系统各地区分行购买承兑汇票。储备银行购买承兑汇票可以稳定和降低贴现率，因此促进了市场的发育。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所有进出口贸易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是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用美元结算的。

 

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恐怕大部分对人民币汇率的话题也感兴趣。尤其是很多人认为，当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正是美国逼迫日元升值，最后才使得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尽管这一观点非常流行，但遗憾的是，它是错误的。曾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曾任日本大藏省财务次官的行天丰雄都是国际货币谈判的亲历者。他们在《时运变迁》一书中回顾了《广场协议》的签订过程。根据沃尔克的说法，当时让美国人很吃惊的是，日本自己提出的日元升值幅度比美国人想要的更大。原因是，日本害怕如果日元升值的幅度达不到美国的要求，美国就会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长时期的停滞和衰退，主要是因为其货币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汇率政策。

 

话说回来，回顾整个“二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美国始终起着主导作用。美国在国际货币问题谈判中，考虑最多的并非全球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美国自身的政治利益。在围绕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美国的怀特计划战胜了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决定最终谁是赢家的标准不是智力，更不是口才，而是背后的国力。在之后一系列国际货币谈判中，美国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世界各国目瞪口呆。比如，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突然单方面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Bowden Connally, J）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埃森格林在《嚣张的特权》中，生动地描述了“二战”以来国际货币舞台上发生的重要事件。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经说：“经济学家唯一的样本是历史。”我们只有了解了过去的历史，才会对未来有更深刻的洞察。2011年，在标准普尔公司破天荒地调低美国长期国债的信用评级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很快就到了中国。拜登告诉中国人，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违约过，中国尽管放心，持有的美元资产不会有问题。如果我们了解过去六七十年以来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你永远都不能相信一个不受监督、没有约束的国家说出的话。

 

很多中国人是在阅读《货币战争》这本书之后对国际金融感兴趣的，但是当他们就书中的内容求证于学者时，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书里谈的东西。《货币战争》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有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是：一个经济学家在路灯下找自己的钥匙，一个路人过来帮忙，他问经济学家：“你的钥匙到底掉在哪里？”经济学家说：“在地下室里。”路人问：“那你为什么要在路灯下找钥匙呢？”经济学家说：“因为这里才有亮光。”经济学家还在教科书的路灯下找钥匙。《货币战争》往地下室里看了一眼，看到墙上有模模糊糊的影子，就用自己的想象力，构想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惊悚故事。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货币战争》，都没有真正走到地下室里。欢迎翻开《嚣张的特权》，我们将跟着埃森格林的指导，到国际金融的地下室里看个究竟。

 

在国际金融的地下室里，你可能找不到阴谋论的血衣，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秘密：货币即政治。从表面上看，货币无非是一种设计精巧的经济工具，但在历史的火炬照射下，你就会看到，货币问题的背后，是政治利益的博弈。国际金融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更自由、充裕的资金流动，而是更丰厚、众多的投资利润，但是它同时也会给一国经济铐上金色的锁链。《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中，把经济全球化称为“金色紧身衣”。他说：“当你的国家承认今天全球化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法则，并决定遵循它们时，它就穿上了我所谓的‘金色紧身衣’。这种‘金色紧身衣’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外衣。‘冷战’的衣着是毛套装、尼赫鲁夹克和苏联皮衣。全球化只有‘金色紧身衣’。如果你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挑到一件合身的，那么不久就会有的。”金融全球化的信使捎来信，要求一国减少政府干预、开放金融市场、放松资本管制、汇率自由浮动，并许诺这将带给一国莫大的福祉。但是，如果你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横着竖着，写的都是“货币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