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对中国更大的影响在美国之外-胸中无剑-财新网

文 | 何帆叶芊林

当前，美国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但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特朗普新政恐难取得预期效果。中长期来看，汇率问题始终是中美之间的焦点，但其政治含义要大于经济含义。中美间的贸易关系虽然有恶化的风险，但出现极端冲突的概率正在下降。此外，特朗普在外交事务方面享有的自主权远高于其他领域，由此可能引发的各类事端值得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

特朗普新政无法根除结构性问题

自特朗普正式执政以来，白宫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减税。这些政策或许在短期内能够刺激美国经济，但鉴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刺激政策不会使美国长期的实际增长率出现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盲目刺激经济反而会因过度投资导致经济过热，而美联储又会迫于通胀压力加快加息的速度。如此一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就会受到削弱，最终的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特朗普的短期政策不会奏效，长期战略也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事实上，特朗普所主张的制造业回归的长期策略，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矛盾。一方面，美国的确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如限制某些产品进口，使一批制造业岗位回流国内。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进口的产品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因进口替代而形成的制造业工作必然是低端且低效的。自二战至今，全球经济经过60余年的融合，已经形成分工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该体系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化分工的结果，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自然会向成本洼地转移。例如，苹果手机如在美国组装，生产效率会大大低于富士康的代工制造，最终得益的却是中国的国产手机行业。

即使美国从中国能够“抢回”部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也大多处于低端行业。然而，这些低端的就业机会从来都不是美国真正需要的。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机器人已经成为美国就业市场最大的挑战者。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自动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机器越来越多地代替劳动力。现有研究表明，受到自动化冲击最大的群体是具有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群体。当然，美国可以为了保障就业岗位而阻止自动化的进程，但它同样要面对效率的损失，更不用说，要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还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因此，美国制造业的衰落虽然有商业周期的原因，但更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一味吸引制造业回归反而会损害美国经济的效率。

虽然美国经济短期内表现良好，但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朗普把美国的贫富分化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平等联系起来，试图用国际政策解决国内的问题。这看似代表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是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痼疾，任何改革都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而遭遇抵制。况且，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税制改革方案，反而会更有利于高收入阶层。总之，这些问题既不是短期问题，更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施政思路无法根除这些结构性问题。

特朗普上台对中国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即特朗普执政团队宣称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二是中美贸易关系，即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如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增税。总的来说，两个层面虽然各有风险，但均处于可控范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贸易摩擦甚至冲突在所难免，但爆发全面大规模的贸易战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汇率问题至多是政治话题

美国财政部对定性汇率操纵国规定的条件，现阶段中国并不符合。美国财政部给出的“汇率操纵国”标准中，其中一条是“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即反复净买入外汇，12月内总量超过GDP的2%”。显然，在美国看来一国干预外汇市场的目的是人为压低汇率，以获得出口优势，而这与中国央行面临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此外，汇率下行可能是中国经济的近忧，但长期来看人民币并不是弱势货币。从国际经验来看，由货币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往往是因为外债高筑。而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外债水平都比较低，而且警觉性高，去年流出的资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企业用于提前偿还外债。中国尚有巨额贸易顺差，亦不必担忧因本币贬值而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长期来看，中国还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较强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央行放任人民币持续贬值，会增加中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不利于美国缩小贸易赤字。因此，特朗普执政团队可以利用人民币汇率持续制造政治话题，但很难让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中美之间爆发贸易冲突的风险可控

特朗普执政为中国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于中美贸易。一方面，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使中国得以挣脱多边框架的限制。另一方面，他的执政风格显示了中美之间爆发贸易冲突的风险加剧。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有了很大调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但中国仍然是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最大贡献者。因此，特朗普一直在贸易问题上针对中国，要求与中国“公平贸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可能以三种方式呈现：

一是特朗普可能挑战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的底线，甚至要求改写规则，以便对中国实行制裁。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出现了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在全球众多产品市场占据优势，这使得美国政府在以往的国际贸易谈判中低估了中国的实力，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借此要求重新谈判。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凭借个人言论影响单个企业和行业，在美国国内实行反倾销或推行新的管制政策，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成本，从而使中国市场出现较大波动。

二是局部冲突，即双方集中攻击彼此在贸易领域的薄弱环节。美国可能暂停向中国提供高科技产品，封锁高新技术，从而影响以华为手机为代表的的中国企业的实际生产。中国的应对策略则包括停止从美国采购大额或大宗商品，如波音飞机和大豆。中美大豆贸易占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大豆的产地是特朗普最主要的票箱。此外，中国还可以威胁抛售美国国债，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尽管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三是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一旦出现全面贸易战，两个国家都会遭受巨大冲击。根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算，全面贸易战会使美国的GDP增长完全停滞，总失业人口超过百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约是GDP负增长0.64%，工业增加值下滑1.39%。但是，三个因素的存在使得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在下降：一是全面冲突的后果双方都难以承受，二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会对总统的权力带来制衡，三是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的力量不容小觑。

如上所述，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不会出现显著变化，中美产生极端冲突的概率也在下降。但是，如果美国过度强调“美国至上”主义，逐渐淡化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就会造成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权力真空。特朗普在外交事务方面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一旦他反复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规则，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局势会变得越来越动荡。

因此，特朗普时代对中国乃至全球更大的影响在美国国土之外，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

何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海上丝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叶芊林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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