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是冷战最冷的时候。据说,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英国的时候,曾经在爱丁堡喝醉了酒,放肆地指着台下的英国企业家们说:“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埋葬。”尽管他事后多方辩解,西方世界仍然感到背后一股寒意。
美国军方忧心忡忡:如果苏联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可能毫无胜算。一旦苏联摧毁了美军的通讯系统,战场上的将士根本无法和他们的长官通话,一切都将陷入混乱。怎么办?美国军方花费巨资,建了一套军方的通讯系统,把司令部和各个军事基地都联系在一起。建成之后才发现,这样反而更糟,所有的线路都通向一个中心,分明是在向敌人指示,哪里才是要集中打击的要害。美国军方把自己放在了靶心。
兰德公司的一位年轻的电气工程师保罗·巴兰(Paul Baran)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保罗·巴兰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个学霸、数学天才,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危机感。1926年,保罗·巴兰出生于涅瓦河畔的格罗德诺(Grodno)。格罗德诺是个历史悠久、多灾多难的城市,在波兰、俄国和德国之间不断易手。1928年,巴兰一家移民美国。美国的生活祥和安静,但逃亡的梦魇在那一代欧洲犹太难民家庭的记忆里刻骨铭心。1941年,纳粹入侵格罗德诺,城中的犹太人被一批批地送往集中营,到1944年,全城幸存的犹太人还不到200人。消息传到美国,巴兰一家既悲伤又恐惧,全家人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如果又来了一场浩劫,我们该怎样互相联系?
保罗·巴兰很快就有了新的思路。他打算反其道行之。如果说过去的通讯网络必须有一个中央指挥者,那么,能不能把网络上的电脑、电话彼此连接起来,不再需要中央指挥者?在巴兰的网络里,信息的传递就像荷叶上的青蛙,跳来跳去。你也可以把巴兰的网络想象成一张渔网。渔网没有中心,即使有些地方破了,整张网还是能够捕到鱼。保罗.巴兰的思路奠定了阿帕网(APPANET)的基础,而阿帕网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互联网的雏形。
为什么保罗·巴兰能够想出这样一种完全反常规的创新呢?因为他从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全感。他知道浩劫随时可能降临,如果不做好最坏的准备,我们就将死无葬身之地。1961-1962年,保罗·巴兰到各地演讲,推销他的新思路。没有人听懂他到底在说什么,到底要干什么。他去了纽约曼哈顿下城的AT&T总部。按道理讲,AT&T应该对保罗·巴兰的思路最感兴趣,毕竟,若是战争爆发,AT&T肯定是敌人首先攻击的地方。但保罗·巴兰讲到一半,AT&T的一位高管打断了他。他困惑而轻蔑地问保罗.巴兰:“孩子,你知道我们这里是打电话的吗?”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如果接受保罗·巴兰的方案,美国军方就不会每年再给AT&T20亿美元的订单了。
保罗·巴兰的预测并未实现。苏联没有发动对美国的全面进攻。1991年,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但AT&T则错得更加离谱。互联网最终像一股旋风,动摇了电讯帝国看似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
互联网当然不是渔网。渔网一旦织好,就不会再有变化。互联网则会不断地演化,变得越来越复杂。物体下坠的时候,速度会越来越快。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加速度的。我们能够联系到的关系越是广泛,与人互联的欲望就会越强烈。电脑的运行速度越快,我们对效率就会愈加痴迷。
大工业革命摧毁了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力量:国王、教皇、骑士、炼金术士。在我们这个时代,即时、不断的互联也在颠覆旧有的秩序:电视台、报纸、大学、购物中心、城市规划。贸易的网络、金融的网络、战争的网络、生态的网络都将被重塑。这是一个互联的时代,你是谁,取决于你和谁互联。
我们变得更加安全了吗?恰恰相反,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当我们连通了网络,得到更多的便利时,其实也在让渡自己的个人信息。政府和黑客都可以很容易地监听你的通话、监视你的行为、搜集你的信息,甚至检测你的DNA。我们早已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所描写的社会。
这里有一个无法破解的三难选择。学习经济学的朋友会听说过宏观经济学的三难选择。一国经济对外开放之后,会面临货币政策自主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这三个目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是,对不起,你最多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目标,并以放弃第三个目标为代价(有个朋友跟我讲了另一种三难选择:真诚、智慧和党性,你只能最多选择两个,并以放弃第三个为代价)。网络社会的三难选择是:高速、开放和安全,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
如果你选择高速和安全,就要保持适当的封闭性,好比进入私家会所,或是走贵宾通道。如果你选择开放和安全,那就要放弃速度,好比机场对所有的乘客开放,但一道道安检能让你抓狂。如果你选择高速和开放,就不得不放弃安全,准备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这最后一种选择看起来是大势所趋。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所说的:“当你发明了轮船,就发明了海难;当你发明了飞机,就发明了空难。”任何一种革命,总会或多或少地带点邪恶的性质。
怎么办?就像《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里所说的,为了停留在原地,只能不停地奔跑。为了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生存,你必须不断地磨炼自己的大局观。想要得到深度的安全感吗?首先要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对危机的恐惧。只有保罗·罗兰才能发明阿帕网,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每天都要想一想这个问题:亲爱的,假如浩劫来临,你我该如何保持联系?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Joshua Cooper Ramo, The Seventh Sense: Power, Fortune, and Survival in the Age of Network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6.
注:本文已发表于FT中文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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