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我们去看马蹄湾。从停车场，爬上一座小沙丘，穿过一片荒原，站在悬崖边上，就能看到科罗拉多河。奔腾不息的科罗拉多河把辽阔的旷野劈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墨绿色的河水绕着赭红色的岩石，蜿蜒流出一个270度的转角。大自然的壮观沉静而肃穆，夺人心魄。站在悬崖顶上，你看到的是水流在这里拐了个大转弯。但在峡谷深处，河流并不觉得自己改变了方向，前浪推着后浪，它只是继续往前方流淌而已。

过去一年多，我的人生也很湍急。我原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过去几年一直在海外访学。2014年底从澳大利亚访学归来，我很快又去了美国。本来计划在美国安静地待上两三年，刚到美国，就接到《财新》总编胡舒立的邀请，回国创办财新智库研究部。我在纽约和北京两地穿梭，为新的事业激动不已。不到一年，《财新》又有重大的业务转型。财新智库研究部停办了。舒立诚挚地邀请我加盟财新传媒。做个新闻人曾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但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舍不得学术，只得婉拒舒立的邀请。随后，我正式辞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从体制内跳槽出来，到了一家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当别人兴致勃勃地要实现从0到1的时候，我却首先要放弃原有的一切，先从1到0，把自己完全腾空，从头创业。

回首过去20年，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教诲和激励着我，使我从一个外省的懵懂青年，成为京城里的忙碌过客。用什么来表达我的心情呢？泰戈尔曾经写到：“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快乐。这薄脆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的生命来充满…… 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充满。”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的人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出国也好，离职也好，无非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写字。我所求者，不过是一张安静的书桌。写作是一件必须沉下心来，带着敬畏去做的事情，因为技艺的磨练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给媒体写文章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从2000年起，我就开始给媒体写专栏。最早热衷写的大多是财经热点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其实不过是为稻粱谋。再读自己当年写的东西，颇觉汗颜。但不停地写，不停地写，最后，写作也就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从为挣稿费写作，到为兴趣写作，是遇到了许洋和李楠之后。许洋和李楠原本是在潘石屹手下，编一本《SOHO小报》。他们一开始约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些嘀咕，给一个资本家的内部刊物写稿，好像不符合我的性格，但许洋总是那种从容不迫、游手好闲的样子，让我觉得非常可亲可信。做为作者，我最不喜欢编辑给我出题目，更不喜欢编辑改我的文字。叫我高兴的是，许洋懒懒散散的，根本不会费心给我改文章，爱写啥写啥，爱怎么写怎么写。后来，他们离开了SOHO中国，自己办了一个小众刊物《信睿》，据说想办成中国的《纽约客》，但办着办着，读者越来越少，最后就关门了—— 这里面有我的很大的功劳。

后来，时任FT中文网主编的张力奋找到我，让我给FT中文网开专栏。力奋复旦毕业之后去英国留学，熏陶出来一种自由放任的英伦风范，对作者极为宽容大度。我写什么都行，什么时候写出来就什么时候发，爱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稿费每篇500块。

在FT中文网写专栏是我人生的一段奇幻漂流。当你有了充分的自由之后，如何选择，反而成了一件头疼的事情。我最初的几篇专栏文章写得飘忽不定，仿佛新手第一次开车，方向还把握不定。慢慢地，我才找到感觉。

我在FT中文网写的都是书评，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他和朋友保持疏离，向对手表示敬意。他的文字温文尔雅、婉转迂回、自我克制，从不会有斩钉截铁的断言、含沙射影的攻击和声色俱厉的批判。他以自己的风格告诉我们，要敢于在对立的思想面前保持宽容和灵活，发现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复杂和多样。”这段话是我在一篇文章中描写“纽约知识分子”屈瑞林的，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达到这个境界。

我有意地变幻不同的题目，若是有一篇文章写得稍微撩拨，后面就会刻意写一篇比较冷僻的。我们这个时代走得气宇轩昂，我努力地走在旁边，小心不要踩到时代的脚。我力图避开任何一个热点话题，但希望在闪烁其辞中发出一点点微光。艾略特说，“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克制感情。”在我看来，好的专栏文章亦是如此。

到了《财新》之后，我在FT中文网和其它几个媒体的专栏（让我感激的还有《澎湃》的编辑单雪菱）也陆续中断了。我一度想把自己的微信公号变成自媒体，但由于懒惰，终于一事无成。

收录在此书的文章，大部分是在FT中文网或《澎湃》上发表过的，也有不少是在我自己的微信公号上推送过的。各篇文章的风格略有差异，但统而言之，不过是一个多余人的多余的话。

太阳下山了，最后一抹阳光在红色的砂岩上跳跃了一下，轻巧地坠入黑暗之中。游人都已离去，荒原复归沉寂。河水仍然无声无息地奔流。如果你是一条河，就要继续向前流。

何帆新作《斯泰因小姐发疯了》，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