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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喧嚣

中国人有点乖癖,容易高估美国学者,低估其它国家的学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就不提了,欧洲的经济学家,我们能知道几个?今天开始,陆续推送Jean Pisani-Ferry的新书《欧元危机》,这本书差点没法出版,因为出版社认为欧洲的危机已经结束了!严重推荐此书,Pisani-Ferry是那种学界、政界通吃的专家,欧元危机的知情人和亲历者。

2000年,英格兰银行行长金恩(Mervyn King)在公开演讲中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在英格兰银行,我们雄心壮志应该是无所事事。”与他共事的欧洲同僚,虽然没有这种英国式的幽默,但实际上,他们十分赞同。

事实上,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不应该是货币,货币的发展最好是悄无声息。如果能够像米制(计量制度)测量长度一样可靠,能够被广泛认同并用作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货币就行使了其应有的职能。如果人们开始谈论它,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当人们开始思量它,那只能说可能会有危险发生。列宁(Lenin)对这件事很精通,他曾因说过“击垮货币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好方法”而声名鹊起。这个经验准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一理念是真实存在的。从魏玛德国到现代阿根廷,历史上充斥着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而导致的经济困局。纵观欧洲局势,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自2007年以来下降了将近四分之一,西班牙失业率超过25%,就上述情况而言,欧元危机已经开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续写新的痛苦篇章。不幸的是,欧元已经不再让人“无所事事”了。

事物的发展并非总是这样。在欧元成立的最初十年里(1999年至2008年),欧元确实平淡无奇到了极致,估计欧元的管理者真是“无所事事”。从旧的主权货币到欧元的转变非常顺利,几乎无可挑剔。作为管理货币的核心机构——欧洲央行(ECB)的高管们,发言是如此的说教和令人昏昏欲睡,通胀毫无踪影,利率处于低水平,汇率的确也没有如此恰当过(它总是要么过高,要么过低),即使是因长期固执地痴迷于货币价值高估而名声不佳的法国,也学会了忍受货币价格的波动。欧元看上去几乎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年复一年,欧元区的运作模式渐渐清晰;北欧储蓄,南欧消费。资本通过银行体系不断从南向北流动,北欧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而南欧的负债则日益累积。在北欧经济停滞的时候,南欧的需求增加越快,通货膨胀就比北欧越严重。而欧洲整体看上去很稳定,平均来看,没有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账户整体上也是基本平衡的,但是平静的水面下却是沟壑遍地,暗流涌动。欧元区的候选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不得不证明自己可以遵守物价稳定的准则的日子早已过去。实际上,早在1997年,各国通过欧元区成员国资格检查后,分化就已经若隐若现了。

然而,与其无谓的争论和讨论这些分歧,经济学家可以做些其他的工作。欧洲央行已经无能为力——其职责是管理整个欧元区,而不是管理各个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其主要的政策工具,共同的欧元利率,也不能成功扭转南北分化的局势。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唯一能做的,就是坦陈实情。于是,他从未闭口不言,而是花费大量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借助图表和图形煞费苦心,试图让欧元区的部长们理解自己的观点,可惜这一切无济于事。

各国政府并非无可作为:他们可以完善银行信贷的监管,至少这还是各个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可以减少公共支出(北欧可以增加);可以改革税收制度;强化抵押贷款流程管理;在低增长的国家鼓励商业创新;改革指数化工资机制减缓物价螺旋式上升等等。然而,上述措施的内在促进机制是不存在的。德国致力于恢复其竞争力,不愿意偏离固有的发展路径,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干预。过去,德国或西班牙一直专注于治理国际收支赤字,但现在他们突然失去了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关注,就像成了得克萨斯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外部赤字一样与己无关。此前导致这些国家战栗恐惧的金融市场,近期的表现也是让他们甚为自鸣得意。他们似乎认为,欧元有一种魔力,他把西班牙人变成了德国人,把希腊人变成了芬兰人。在一个全球风险被低估的大背景下,公共债务利率的差异是如此之小——最多只有十分之几个百分点——以至于,这样的利差根本不值得关注。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作为联盟级别的政策执行机构)和欧元集团(欧元区财政部长理事会)等欧盟机构,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本可以发出警告。毕竟,这是他们份内的工作。然而,前者主要关心的是确保《稳定与增长公约》(最终是通过在成员国层面征收罚款而执行预算纪律)的预算规则被尊重。希腊财政预算情况并不乐观,但是由于数据已经被人为隐瞒扭曲,所以看上去问题没有比法国、意大利和荷兰严重。爱尔兰和西班牙财政状况似乎值得称赞,财政账户平衡或有盈余,公共债务比率处于低位,而且还在下降的趋势之中。外部赤字和物价分化是令人担忧的信号,但欧洲机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只能做出不具约束力的建议。欧洲机构曾经试图警告爱尔兰一次,可是该国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不会像原来一样冒着被反驳的风险来警告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危险性,或要求葡萄牙减少其外部赤字(劝告德国更是不可能的)。

2007年夏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切也随之开始改变。显然,欧元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欧洲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中积累的有毒金融资产上都没有任何责任。然而,银行业发生痉挛式风险,同时在金融市场上,风险厌恶情绪随之接踵而至,突出显现了货币联盟内部潜在的失衡,揭示了欧元制度设计中存在的系统性缺陷。接下来发生的金融动荡也清晰地表明,欧洲极度欠缺危机管理和应对机制。

经济和社会问题恶化似乎走到尽头,是2013年初期最具标致性的特征。在与具备预见性和过度反应的市场作斗争的过程中,欧洲领导者们不知何时丢失了方向。他们忘记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落后于金融发展。而欧元危机爆发的前三年,金融市场却早早设定了发展日程表。在经济和社会紧张、以及他们导致的政治结果的相伴中,2013年到来了。一系列事件的爆发说明,不是市场,而是整个欧元区的民众越来越多地在参与甚至决定日程表,于此对应,政策制定者的反应将难以轻松。事实上,公民的日程表绝对比市场参与者更加多样复杂,更难以应对。

欧洲一体化的奠基人之一的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常说,欧洲“将在危机中得到锻造,并将成为这些危机解决方案的集合体”。欧元危机的结束遥遥无期,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是正确的。但“解决方案集合体”这一论断,需要通过危机引发的诸多问题的处置机制来证明,而这些问题是我们尚未见证的。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命运的征程中,他似乎是更多地依赖于原有路径,而这一点可能大大超出欧元之父们的想象。

此文为原文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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