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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美联储会议后和索罗斯基金前策略师喝下午茶

半岛酒店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和55街的路口,距离土豪气十足的Trump大厦很近。我在Lounge里刚刚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Jacob Carney就走了进来。

Jacob Carney曾是索罗斯基金的宏观策略师,他上周五刚刚辞职,加盟了索罗斯基金的前任明星经理David Rogers创办的Castle Hook Partner。我们原本约好下午两点半见面,Jacob早上给我发邮件,问能不能推迟一个小时,因为下午正好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加息的时候。新的基金到今年下半年才能正式启动,年轻的职员们都放假出去玩了,只剩他们几个核心的经理到处见投资人。和以前见面的时候不一样,Jacob这次穿的是非常休闲的T恤衫。

两个月之前在华盛顿特区见面的时候,Jacob就断言美联储在6月不会加息,他主要觉得6月英国进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美联储会对此较为顾忌。人算不如天算。美联储这次确实没有加息,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5月份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太差,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仅为3.8万,是2010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问Jacob怎么看7月和7月之后的美联储政策。他说美联储仍然维持年内加息两次的预期,但很可能会受到意外事件的冲击。在他看来,美国的供给面出了较大的问题,增长潜力已经下降,这不是周期性的放缓,但消费较为强劲,所以也说不好工资水平会提高,美联储会担心通货膨胀压力。在美联储内部,始终存在着看宏观数据和看金融市场的两派声音,要是看金融市场,市场上悲观情绪浓厚,总觉得天很快就要塌下来,这也是美联储一直不肯加息的主要原因,但要是看宏观数据,或许美联储会小幅加息。

当问及如何看待英国“退欧”公投的时候,他觉得并不乐观。从政治力量对比来看,可能有很多工党选民不支持退欧,但他们是沉默的选民,是否会到最后一刻投票,要看他们是否会觉得局势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时候。现在的民意调查无法体现出这些沉默的选民的态度。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他倒是觉得英国退欧未必是件坏事。英国可以得到更多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主动性。当然,对伦敦城的金融业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欧洲正处于缺钱的时候,怎么着他们都要借钱,最方便的还是到英国借钱,所以是能熬过去的。如果英国真的退出欧盟,欧盟该怎么办?Jacob问过好几个欧盟的高官,有没有Plan B,其中一位很实在地告诉他,欧盟的态度是:第一,别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千万别发生这样的事。欧盟根本就没有任何应对之策。如果英国退欧,将又是一场掀动全球市场的黑天鹅事件。

欧洲的问题远没有结束。他问过土耳其的财政部长如何处理难民问题,德国和法国有没有什么援助。事实证明,难民问题将是欧洲在未来二十年甚至五十年都要头疼的重大问题,很可能会把整个欧洲拖下水。欧洲如果局势持续恶化,不排除可能出现分裂的情形。北欧洲会是德国和一批小国,南欧洲会是意大利等国,法国在中间举棋不定,但很可能会倒戈到南方阵营。南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形较为相似,看起来困难重重,但如果货币贬值、债务重组,难保不会迅速东山再起,反而是北欧洲要做出痛苦的调整。

Jacob认为,西方国家现在的出路在于结构性改革,但它们却迟迟没有反应。他常年跟踪新兴市场,和G7相比,新兴市场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得够好了。要么,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主动地提出要搞结构性改革,要么,像巴西这样,一条路走不通,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改弦更张。相比之下,G7一直无动于衷,缺乏警觉。Jacob说,现在发生的故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何其相似,原来的领先国家陷入战争债务,濒临破产边缘,而现在的领先国家则陷入了福利政策的债务陷阱,只不过得的是慢性病,所以人们总是没有危机感。

在未来十年,全球经济格局会出现很大的变化。Jacob一直觉得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大于市场的感觉。由于人民币加入了SDR货币篮子,使得欧元、日元的汇率决定机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欧元和日元无法再想怎么贬值就怎么贬值。这原本是好事,会逼迫日本和欧洲尽快推动结构性改革,但也可能它们一意孤行,继续采用货币、汇率政策。以日本为例,是着力射出第三支箭,还是继续走在货币扩张的道路上?Jacob也谈到,像英国金融管理局前任主席Adair Turner爵士在《魔鬼与天使之间》一书中建议,可以采用“直升飞机撒钱”的办法,但理论上可行,实践中极难把握火候,尤其是,货币当局不知道市场会有什么反应。

Jacob对印度评价较高。他谈到,莫迪上台之后,政策和以往的思路有较大的不同。印度一直推崇苏联式的计划体制,到了90年代,推行开放政策,也是搞的自上而下的一套。但印度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民主制度推行得最广泛的国家,这有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的历史因素。说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是,在印度这样复杂而分权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推进,所以一直都不成功。莫迪的思路是,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积极性,这是从中国得到的启发。但他也讲到,由于劳动法过于繁苛,工会力量强大,印度的企业很难发展起来。

谈到中国,他觉得最困惑的就是不知道中国在未来一两年的改革会有哪些推进。但他并不同意当下在西方流行的中国债务崩溃论。他觉得中国经历过银行危机,有自己的应对经验,加之国有银行体制和西方的金融体制极其不同,所以局部的风险会有,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很难想象。

他笑着对我说起索罗斯:“乔治总是很悲观。他不仅仅是对中国悲观。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悲观。这是他的性格。谁的观点最悲观,他就最喜欢谁。我不同意他关于中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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