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酒店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和55街的路口，距离土豪气十足的Trump大厦很近。我在Lounge里刚刚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Jacob Carney就走了进来。

Jacob Carney曾是索罗斯基金的宏观策略师，他上周五刚刚辞职，加盟了索罗斯基金的前任明星经理David Rogers创办的Castle Hook Partner。我们原本约好下午两点半见面，Jacob早上给我发邮件，问能不能推迟一个小时，因为下午正好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加息的时候。新的基金到今年下半年才能正式启动，年轻的职员们都放假出去玩了，只剩他们几个核心的经理到处见投资人。和以前见面的时候不一样，Jacob这次穿的是非常休闲的T恤衫。

两个月之前在华盛顿特区见面的时候，Jacob就断言美联储在6月不会加息，他主要觉得6月英国进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美联储会对此较为顾忌。人算不如天算。美联储这次确实没有加息，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5月份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太差，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仅为3.8万，是2010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问Jacob怎么看7月和7月之后的美联储政策。他说美联储仍然维持年内加息两次的预期，但很可能会受到意外事件的冲击。在他看来，美国的供给面出了较大的问题，增长潜力已经下降，这不是周期性的放缓，但消费较为强劲，所以也说不好工资水平会提高，美联储会担心通货膨胀压力。在美联储内部，始终存在着看宏观数据和看金融市场的两派声音，要是看金融市场，市场上悲观情绪浓厚，总觉得天很快就要塌下来，这也是美联储一直不肯加息的主要原因，但要是看宏观数据，或许美联储会小幅加息。

当问及如何看待英国“退欧”公投的时候，他觉得并不乐观。从政治力量对比来看，可能有很多工党选民不支持退欧，但他们是沉默的选民，是否会到最后一刻投票，要看他们是否会觉得局势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时候。现在的民意调查无法体现出这些沉默的选民的态度。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他倒是觉得英国退欧未必是件坏事。英国可以得到更多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主动性。当然，对伦敦城的金融业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欧洲正处于缺钱的时候，怎么着他们都要借钱，最方便的还是到英国借钱，所以是能熬过去的。如果英国真的退出欧盟，欧盟该怎么办？Jacob问过好几个欧盟的高官，有没有Plan B，其中一位很实在地告诉他，欧盟的态度是：第一，别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千万别发生这样的事。欧盟根本就没有任何应对之策。如果英国退欧，将又是一场掀动全球市场的黑天鹅事件。

欧洲的问题远没有结束。他问过土耳其的财政部长如何处理难民问题，德国和法国有没有什么援助。事实证明，难民问题将是欧洲在未来二十年甚至五十年都要头疼的重大问题，很可能会把整个欧洲拖下水。欧洲如果局势持续恶化，不排除可能出现分裂的情形。北欧洲会是德国和一批小国，南欧洲会是意大利等国，法国在中间举棋不定，但很可能会倒戈到南方阵营。南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形较为相似，看起来困难重重，但如果货币贬值、债务重组，难保不会迅速东山再起，反而是北欧洲要做出痛苦的调整。

Jacob认为，西方国家现在的出路在于结构性改革，但它们却迟迟没有反应。他常年跟踪新兴市场，和G7相比，新兴市场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得够好了。要么，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主动地提出要搞结构性改革，要么，像巴西这样，一条路走不通，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改弦更张。相比之下，G7一直无动于衷，缺乏警觉。Jacob说，现在发生的故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何其相似，原来的领先国家陷入战争债务，濒临破产边缘，而现在的领先国家则陷入了福利政策的债务陷阱，只不过得的是慢性病，所以人们总是没有危机感。

在未来十年，全球经济格局会出现很大的变化。Jacob一直觉得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大于市场的感觉。由于人民币加入了SDR货币篮子，使得欧元、日元的汇率决定机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欧元和日元无法再想怎么贬值就怎么贬值。这原本是好事，会逼迫日本和欧洲尽快推动结构性改革，但也可能它们一意孤行，继续采用货币、汇率政策。以日本为例，是着力射出第三支箭，还是继续走在货币扩张的道路上？Jacob也谈到，像英国金融管理局前任主席Adair Turner爵士在《魔鬼与天使之间》一书中建议，可以采用“直升飞机撒钱”的办法，但理论上可行，实践中极难把握火候，尤其是，货币当局不知道市场会有什么反应。

Jacob对印度评价较高。他谈到，莫迪上台之后，政策和以往的思路有较大的不同。印度一直推崇苏联式的计划体制，到了90年代，推行开放政策，也是搞的自上而下的一套。但印度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民主制度推行得最广泛的国家，这有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的历史因素。说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是，在印度这样复杂而分权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推进，所以一直都不成功。莫迪的思路是，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积极性，这是从中国得到的启发。但他也讲到，由于劳动法过于繁苛，工会力量强大，印度的企业很难发展起来。

谈到中国，他觉得最困惑的就是不知道中国在未来一两年的改革会有哪些推进。但他并不同意当下在西方流行的中国债务崩溃论。他觉得中国经历过银行危机，有自己的应对经验，加之国有银行体制和西方的金融体制极其不同，所以局部的风险会有，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很难想象。

他笑着对我说起索罗斯：“乔治总是很悲观。他不仅仅是对中国悲观。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悲观。这是他的性格。谁的观点最悲观，他就最喜欢谁。我不同意他关于中国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