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戈尔丁出版了一本寓言式的小说《蝇王》。故事说的是一群孩子因为飞机失事，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一开始，这群孩子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努力建立起来纪律和秩序。但是，很快，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孩子代表理性和文明，另外一派代表野性与原始。拉尔夫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成了理性派的代表。杰克是唱诗班的大孩子，充满了野兽本性。他把打猎时得到的野猪头插在尖木桩上，逼着其他孩子，像野蛮人一样把脸涂得花花绿绿，跳舞狂欢。在戈尔丁的小说里，野蛮派的孩子逐渐占了上风，两派孩子最终陷入了互相杀戮，整个小岛陷入了恐怖和火海。

戈尔丁因为这本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蝇王》其实写得非常糟糕。作家本来应该善于观察生活，但戈尔丁在书中写到，上岛之后，大孩子们和大孩子们呆在一起，小孩子和小孩子们呆在一起。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会知道，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小孩子是不喜欢和更小的孩子玩的，即使大孩子会欺负他们，他们也要千方百计的和大孩子一起玩。

不过，戈尔丁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人的本性究竟是互相友爱的，还是互相仇恨的？

同样是在1954年，俄克拉何马州大学的几位社会学家做过一个社会试验。他们精心挑选了22个孩子，这些孩子要尽可能地一样：他们都是11岁，都来自新教家庭，都是男孩，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中等；没有戴眼镜的孩子，没有胖得引人注目的孩子，孩子们都没有不良嗜好；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学校，之前互不熟悉。研究者将孩子分成两组，每组11个孩子。一个组叫响尾蛇（Rattlers），一组叫飞鹰（Eagles）。

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试验的对象，他们以为要参加一个为期三周的夏令营。响尾蛇队和飞鹰队分别坐着不同的公车来到Robbers Cave 国家公园的童子军宿营地。头一周，他们各自活动。到第二周，研究者才告诉他们，还有另一组男孩。这才是试验的真正目的。研究者们想看看，当两组男孩互相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果不出所料，两队男孩看到对方，都本能地产生了敌意。两队男孩也一起打棒球、拔河、玩寻宝游戏，但很快就出现了冲突。当响尾蛇队看到飞鹰队踢球的时候，就想赶他们走。棒球比赛获胜之后，响尾蛇队把自己的旗帜插在球场上，愤怒的飞鹰队员把旗帜撕碎、烧掉。飞鹰队赢了拔河比赛，响尾蛇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们夜袭飞鹰队的营地，把床掀翻，撕碎蚊帐，抢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当他们的新旗帜。飞鹰队的报复是，第二天白天袭击响尾蛇队的营地。要不是研究者干预，局势就会失控，因为孩子们已经带着棍子和球棒倾巢出动了。在研究者劝说之下，他们各自归队，但回去之后，两队都在自己的营地外边挖了壕沟。

怎么让孩子们和解？研究者告诉男孩，可能有出现了新的敌人，因为营地的水管被人破坏了。他们需要把供水系统修好，得齐心协力，把卡车推上山坡。让这群男孩彼此仇视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之外，出现了“他们”。让这群男孩再度合作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更厉害的“他们”，所以，所有的男孩都成了“我们”。

说到底，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和所有的群居动物一样，在团体内部，我们会有很多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小团体之间，则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Joshua Greene在《道德部落》（Moral Tribes）一书中谈到，经过长期的进化，我们在策略上能够找到一些促进团队内部合作的方法，甚至潜移默化，成了不言而喻的道德规范。比如，我们会有同情心，懂得关心同伴。我们知道感恩和宽恕。我们培养起了荣誉感和羞耻心。我们会畏惧社会舆论，甚至自处的时候会听到良心的召唤。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解决“部落”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最简单地看，不同的团体，犹如不同的个体一样，会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可能出现利益的冲突，团体和个体一样，也会有自私的行为。但“部落”之间的冲突有更深层的原因。除了自私，我们还会互疑。

我们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看法可能会不同。心理学家Dov Cohen和Richard Nisbett的一个研究发现，来自美国南方的人们更容易被激怒。这可能是因为南方素以放牧为生，时刻会遇到盗贼，且法律保护不力，因此牛仔们必须得表现得强硬。

历史学家David Hackett说，美国的南方人“强烈地支持美国的每一次对外战争，不管是为了什么，不管是跟谁开战”。1798年他们帮英国打法国，1812年他们帮法国打英国。他们支持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支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杜鲁门和约翰逊总统的强硬反苏政策在美国南部受到更多的拥护。

Nisbett的学生彭凯平和几位同事则研究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们问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验者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小镇上有很多种族，而且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很深。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起凶杀案，可能是某个种族的激进分子干的。你是地方的治安官。你遇到一个两难选择。一种选择是尽快找到一个替罪羊，告诉大家这事是他干的，这样就能平息众怒。另一种选择是彻底清查，一定要找到真凶，把他绳之以法，但这样会拖延时间，有可能出现全城的暴乱。你如何选择？

大部分西方背景的受验者会选第二个方案，而大部分东方背景的受验者会选第一种方案，尤其是如果找一个极端分子当替罪羊，不管他是不是真凶，东方人都觉得更容易接受。彭凯平的试验说明，东方人更注重和谐的观念，西方人则是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

说到这里，你可能认为团体之间最大的冲突是种族之间的冲突，或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并非如此。在长期进化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很少能见到其它种族的人，他们见的最多的是来自山那边的，和他们长得差不多的人。人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即从同一个大的团体里面分裂出来的另一个小团体。什叶派最大的敌人是逊尼派。红卫兵最大的敌人是另一支红卫兵。

所以，即使排除掉宗教、文化和种族的影响，我们仍然会是一个部落主义者。人们的认知模式存在着系统性的偏差。我们会高估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同时高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互相模仿，但他们会刻意寻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同的“部落”之间的习俗、语言之所以会千差万别，就是为了和其它“部落”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沈阳人会觉得铁岭人讲话很搞笑，而苏州人会觉得杭州人说话真难听。

Greene借鉴了Kahneman《思维快与慢》一书中的比喻。他认为，我们的道德系统也有两套，一套好比照相机上的自动模式，反应很快，出乎本能，而另一套则好比是手动模式，反应很慢，但可以精雕细琢。他建议，当我们遇到团体内部的合作问题时，大可放心地使用自动模式，因为长期的进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促进合作的道德“本能”。但当我们发现要处理的是和其它群体的关系时，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很可能会陷入部落偏见。

人类并非生而自私，但我们生来都是仇外的。即使时时警醒，我们都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离悬崖已经只有一线的距离，更何况如果我们毫不克制、信马由缰呢？

作者注：本文主要取材于Joshua Greene, 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 Greene借鉴了大量心理学、社会学的试验，讨论传统上是哲学家讨论的道德问题。他的分析清晰简明，但结论却注定会很有争议。他试图找出化解“部落”分歧的办法，而他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功利主义。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如果是康德或罗尔斯，会如何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此外，推荐科学专栏作家David Berreby的获奖著作Us and Them: The science of identity。Berreby的书写得没有Greene的这本书晓畅，过于散乱零碎，但也有很多精彩的思想火花。

文章2014年4月21日首发于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