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斐迪南大公和妻子苏菲

写在前面的话

停了FT中文网的书评专栏之后，我突然感到非常落寞。一时找不到更适宜的发表平台，忙碌的工作挤占了大量读书写字的时间。若是继续在碎片化的时代，发表一些碎片化的评论文章，并非我愿做之事。数年前，我就计划写书，在澳大利亚期间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后来临时赶写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的导读本，就此中断了。在这个时代写书，是一种陈腐的追求、幼稚的奢望，但不写书我心有不甘。

笔记本电脑中存了好几本书的写作提纲，比较成熟的是在澳大利亚开始动手的一本书。书名仍未想好（暂时定为《极少数人》，仍不满意），副标题想定为：金钱、政治、战争与一位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就是凯恩斯。我计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写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初步的构思是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凯恩斯的个人活动，他的思想、他的政策建议、他的生活，另一条主线则是那个时代的宏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谈、德国恶性通货膨胀、30年代大萧条、贸易战和货币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观照风云变幻的历史，哪怕是像凯恩斯这样的活跃、睿智的经济学家，也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强调，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遗产，并非仅仅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大部分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分割的。中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熟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较为陌生，我试图勾勒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岁月，并追踪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缓慢变化。

另一本书则是今年到了纽约之后开始构思的。我所在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邀请余永定老师和我写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并希望我们能够把历史、制度等因素都考虑进去。这样的角度不仅能够让读者对中国经济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INET期望的是，能够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角度，让西方的经济学家意识到自己的学科存在的局限性。这个设想极其宏伟，难度非常大，到底怎么写，我心中委实无底。余永定老师今年忙着编辑他的书稿，我能做的是先阅读有关文献，并做些读书笔记。

今后，在我的研究札记中，会陆续推送我已经写的一些片段。用微信公共号推送一本书的连载，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源于一种自信。我的微信公共号是一个少有的异类，关注这个公号的读者，有很多比作者本人水平更高。我的读者中有很多学界宿儒、民间高手，也有很多大隐隐于堂的贤人，他们是带着一种宽厚的包容来看我的“演出”的。我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通过大家的监督，敦促我不可懈怠，完成自己的计划。有的人晒跑步，有的人晒减肥，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希望能有来自朋友的peer pressure，我也是一样。我写书，你指导，同志们围观。其乐融融。

《极少数人》（暂定名）第一章 欧洲的灯熄灭了 连载之一

    1914年8月2日是一个星期天。31岁的剑桥大学青年教师凯恩斯收到财政部里一位朋友的来信。信里说：

“我希望能够借用您的大脑，让它为您的国家服务。我想您可能也会愿意参与其中。如果您星期一有空能够和我见一面，我将倍感荣幸，但是我很担心，可能到那时候，事情就来不及了。”

 凯恩斯看完信，心里想：来不及了。他赶紧找到自己的妹夫，后来拿到诺贝尔医学奖的希尔（A. V. Hill），让他马上开摩托车把自己送到财政部。哲学家罗素看到凯恩斯，很想拉着他聊聊时局。凯恩斯急着要走，他挥挥手说：“来不及了。”

 为什么凯恩斯这么着急呢？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

 斐迪南大公要去萨拉热窝的消息，早在1914年春天就已经传了出去。其实，早就有人警告他，这个时候去萨拉热窝，恐怕会有不测。巴尔干地区是个火药桶，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一根随时可能会被点燃的火柴。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的首府，而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亚刚刚被合并到奥匈帝国，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早已心怀怨怼。访问萨拉热窝之前，斐迪南会参加一次军事检阅，这次军事检阅是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的，这更加火上浇油。但斐迪南大公不听。他作风强硬、专横，野心勃勃地想要恢复19世纪“大奥地利帝国”的荣光，哪怕斥诸武力也在所不惜。他不相信会有人敢对他下手。

 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和妻子苏菲乘火车到达萨拉热窝，然后坐上一辆敞篷汽车，沿着艾皮奎大街（Appel Quay）开向市议会。斐迪南大公夫妇心情很好，这一天恰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苏菲原本是一个宫廷女侍，和大公并非门当户对，但他们夫妇伉俪情深，斐迪南大公对家人呵护备至。他曾经说，他能坐在那里看孩子们玩耍，一看看一天，在心中赞美他们。前一天刚刚下过雨，但这一天雨过天晴，阳光灿烂。米里雅茨河 （Miljacka）碧波荡漾。两岸的小山丘上，果树成林，掩映着一幢幢别墅和小房子。极目远望，能看到清真寺的宣礼塔高耸入云，展示着奥斯曼帝国的流风余韵。艾皮奎大街的旁边，有一个热闹的集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斐迪南大公和妻子苏菲有说有笑，他不知道，有七个刺客，正等着他的到来。斐迪南大公的车行路线，居然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了，这倒是方便了刺客们。他们沿着艾皮奎大街，分别藏在不同的位置，皮带上挂着只有肥皂盒大小的炸弹，口袋里揣着左轮手枪，每个人还带着一小瓶氰化物，准备刺杀成功之后服毒自尽。第一个刺客看到斐迪南大公的汽车，正要掏出炸弹，突然看到一个警察走过来，吓得他把炸弹放了回去。第二个刺客站在河边，他一见到斐迪南大公的汽车，就把炸弹的雷管在路灯柱子上敲开，巨大的声响吓了人们一跳。斐迪南大公的保镖以为汽车爆胎了，司机却已经看到冒着青烟的炸弹飞了过来，他猛踩一脚油门，炸弹撞在车蓬上，掉在车后面爆炸了，炸伤了几位侍卫和路人，但大公夫妇安然无恙。刺客扔出炸弹，就一口吞下氰化物，但毒药是劣质的，只是把他的喉咙呛得难受，他转身跳下河，但河水太浅，他很快就被抓住了。后面四位刺客，因为恐惧和胆小，都没有动手。 

最后一位刺客是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一位清癯瘦弱的塞尔维亚农村青年。这一年，他还不到20岁。普林齐普听到爆炸声，以为同伴已经得手，跑过来一看，同伴已经被警察抓住。他退出慌乱的人群，考虑了一下，决定换一个潜伏的位置。他选择了弗朗茨-约瑟夫街（Franz Joseph Street）和艾皮奎大街的交点。普林齐普感到肚子饿了，就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个三明治，坐下来休息。

斐迪南大公遇乱不惊，他坚持让车队继续前行，到了市中心的广场。致欢迎词的萨拉热窝市长胆子都吓破了，结结巴巴地读着发言稿，还没有讲完，就被大公打断了。斐迪南大公掏出一份发言稿，那上边还带着他的侍卫的鲜血。简短的演讲结束，斐迪南大公和手下商量接下来怎么办。他们决定临时变更路线。斐迪南大公想要去医院看望在爆炸中受伤的人。苏菲要陪着丈夫一起去。原来的路线正是要从艾皮奎大街转弗朗茨-约瑟夫街，然后开到国家博物馆，新的路线是不再走弗朗茨-约瑟夫街，直接到医院，然后就离开萨拉热窝。但是，忙中出错，没有人告诉司机，行车路线已经调整。

车队又出发了。当汽车开到弗朗茨-约瑟夫街时，司机按照原来的行车路线拐了弯。随行的波斯尼亚州长着急地喊：“开错了，不走弗朗茨-约瑟夫街，倒回去，走艾皮奎大街！”司机赶紧刹车，慢慢往后倒。

这时，普林齐普刚刚从咖啡馆走出来。街上的阳光照得有点晃眼。他看到身边不到两米的地方，有一辆敞篷车在倒车。车上坐的正是斐迪南大公。普林斯普来不及解开皮带上的炸弹，直接跳上车，掏出了手枪。手枪的枪管并没有冒出烟，那两声闷闷的枪响，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斐迪南大公夫妇仍端庄地坐在座椅上，但是，普林斯普的第一枪打中了苏菲的腹部，切断了她的胃动脉。第二枪打中了斐迪南大公的脖子，撕裂了他的颈静脉。血从大公的嘴里汩汩地冒出来。侍卫赶紧用手紧紧地压住斐迪南大公的脖子。苏菲一头栽倒在丈夫的膝盖上。斐迪南大公在临死之前，用虚弱的声音说了最后一句话：“苏菲，苏菲，你不要死，为了我们的孩子活下去！”

 文章原题为：《极少数人》（暂定名） 第一章 欧洲的灯熄灭了 连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