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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他们的

 

意大利著名学者帕累托如果不是个“精英统治论”者,那才叫奇怪呢。帕累托1848年出生于巴黎,是热那亚的贵族后代,他的爷爷帕累托爵士被拿破仑封为帝国男爵。帕累托当过工程师,做过总经理,在洛桑大学任教多年。他热衷过自由主义,支持过社会主义,到了晚年居然从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帕累托写过一本很薄很薄的小书,叫《精英的兴衰》。他在这本书里写到:“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之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精英有好的,有坏的;有新的,有旧的。新的精英想要从旧的精英手中夺取特权,但他们不好意思明说,就说自己是为了一切被压迫者的利益。但仔细地看,就会发现政治的轮回,旧精英衰落,新精英崛起,都是有迹可寻的。

 

帕累托讲到,这种精英的更迭大致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危机的上升时期,表现为宗教情绪日益浓厚;第二个阶段是旧精英的衰落;第三个阶段是新精英的兴起。旧精英的衰落表现为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情感的增长,而新精英的兴起表现为卑微的大众对强大权威的报复。

 

帕累托所说的宗教情绪非常宽泛,他不仅是说基督教、佛教这些人们习知的宗教,他把当时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归为宗教情绪,爱国主义、禁酒运动、素食主义、禁欲主义,在他看来都是宗教情绪。所有这些“宗教情绪”都表现为某种狂热,但在这种狂热之下,却掩盖着一种让帕累托深恶痛绝的虚伪。他讲到,在某个城镇,人们让年幼的学生在一份要求关闭妓院的请愿书上签字,这也算“开学第一课”?一位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风流轻佻,上了年纪之后却沉浸在宗教信仰之中,她最热衷改造妓女。熟悉她的人说,这些活动能够让她再次回忆起过去,而且不会有丝毫内疚,反而有一种行善的高尚感。只要有机会,人们总是乐意有道德地做不道德的事情。为什么帕累托觉得宗教情绪泛滥是危机出现的先兆呢?他讲到,如果不是在危机时期,这种狂热绝不会超过一小圈人,而且只能有微小的影响,但到了危机时期,这些狂热分子的活动就扩大了,而且可能会变成普遍的社会现象。你想跟这些人讲理,没人跟你讲理。

 

当旧精英衰落时,我们能观察到两个同时出现的迹象:第一,衰落的精英阶层变得更加温良恭谦,更有人情味;第二,它对其他人的财富的贪婪和强取豪夺却丝毫不减,变本加厉地为自己攫取利益。这里面的矛盾在于,你要么强横,要么退让,但不能既软弱又想占便宜。帕累托说:“某个社会阶级所拥有的权力和它所支配的捍卫这一权力的力量之间必须实现某种平衡。没有实力的统治不可能持久。”旧的精英阶层变得更加软弱,这也是宗教情绪弥漫的一个原因。“魔鬼在年迈力衰之时会立地成佛,名妓常常是在韶华消逝时停止邪恶的生活,变成偏执盲信的教徒。”我们可能会突然看到统治阶层变得多愁善感,优柔寡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流血的恐惧弥漫在上流阶层,文雅的时尚和诗意的梦想削弱了战斗意志。帕累托抱怨,在罢工期间犯下的罪行始终不受惩罚,政府为了安抚暴民和刁民主动退让。一位感情用事的绅士为了“拯救”一个妓女而娶了她。他觉得她是《悲惨世界》里的芳汀。她不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绅士无奈地请求和她离婚。于是她杀了他。陪审团宣告她无罪,新闻界觉得她有理。

 

当然,旧的精英可能会变得偏执盲信,但他们并没有停止邪恶的生活。他们只是不想冒武装抢劫的危险,只想悄悄地盗窃。统治阶层会给自己的企业更多的补贴,频繁地征税,变着法子用各种迂回的方式为自己谋取私利。帕累托感慨,这真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如果少一点“人道主义”,多一点对别人的财产的尊重就好了。要是愿意,统治阶层当然可以搞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但是,要是他们不抢走饥寒交迫者的面包就好了。这种贪婪往往是软弱的表现。帕累托说:“弱者恰恰是狂暴之徒,对此我们已经屡见不鲜。”胆小者是最残忍狂暴的。图拉真强大但不暴戾,尼禄暴戾但不强大。

 

新精英来自哪里?有意思的是,新精英很可能来自旧精英的内部。想想看,有多少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旧精英的道德日益腐败,这使得他们中的更优秀者改变立场,转为投靠自己的对手。统治阶级失去了最强有力、最有道德的正派人士。新精英的道德自律明显超过旧精英,他们更强调讲求实际、高尚的道德准则和对大众的教育。大众能够被教育出来吗?良好的教育能把弱智变成天才,把懦夫变成勇士,把荡妇变成烈女,让鼠目寸光者变得目光远大吗?至少帕累托是不相信的。但他不得不承认新精英在动员大众方面的巨大成就。当然,他也注意到,新精英在草创阶段非常灵活、开放,到了胜利之后就变得僵化、排外。佛教宣传人人平等,最后却产生了西藏的僧侣政治,基督教似乎是专门为穷人和贱人创立的,谁能想到以后会有等级森严、金碧辉煌的梵蒂冈?

 

帕累托相信,社会的变革受到社会情绪的左右。他说,许多人认为,他们只要与社会主义学说作战就能有效地战胜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妄想,就像许多人认为,只要挑出《圣经》里不符合科学的谬误之处,基督教就会消失一样。帕累托的名言是:“不是马克思的书造就出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使马克思的书闻名遐迩。不是伏尔泰的著作在18世纪产生出怀疑论,而是怀疑论使伏尔泰的著作享有盛誉。”

 

不管是旧的精英,还是新的精英,主导社会变革的,永远是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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