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是 20世纪最后的乌托邦。它不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完美梦想，但是，它是作为行动指南，作为自由市场发展或跨国界民的载体而存在。从突发奇想的创造，到各个细节都十分完备，且配套有自己的规则和制度，欧元区是一个具有真正经济意义的乌托邦。欧元的建立标志着欧洲清晰地告别了过去，使得成员国与欧元区外的国家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实际上，欧元是近乎于一场彻底的经济和货币革命。

欧元的创造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一种不依赖于某个国家或某种商品的货币。的确，早些时候国际间流通的跨国货币在不同国家以及主权国家的威慑力之间轮换，往往停留在硬币的不同头像的层面上。19世纪时，欧洲形成过货币联盟，比如1865年的拉丁货币，1872年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但是，他们都是金属货币。的确，奥匈帝国的克朗和苏联卢布，都在赋予它们生命的帝国灭亡后继续存活了几年，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存在多久。的确，一些国家已经完全放弃了拥有本国主权货币，进而采用了他国货币。比如说黑山共和国（使用欧元）和巴拿马（使用美元）。但是，至今，欧元是唯一一个由单一共同机构组织发行和管理的跨国货币。

1980年代末，欧元的计划开始成型。当时欧盟委员会主席、类似欧盟的首相——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提出了创造欧元这一议案，并将它作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下一步和政治一体化的触发器。当时，欧盟已经建立了关税同盟，具有共同的贸易政策，以及共同的竞争政策。他们废除了欧盟内部的贸易监管的壁垒，推进创造统一的经济法则——被称为商品、服务和资本融合的统一大市场。共同货币被看做是建立统一大市场的必要补充以及欧洲一体化新的发展前沿。

在1961年发表的研讨论文中，蒙代尔提呈了其主要结论，即当对两国应否共享一种货币进行决策评估时，主要考虑三个因素。首先是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其次在于两国之间的不对称的程度。再次在于解决分歧的纠偏机制。

20世纪90年代初，当人们开始细细设想欧元发展计划的时候，他们运用了蒙代尔的模型框架对欧洲国家进行分析，并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欧洲核心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性并不比美国各州之间的不对称性强多少，但纠偏机制的强度明显弱于美国。第二个结论是，核心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不强——本质上是法国、德国、和他们的直接邻居之间——但核心和外围经济体之间（如希腊、葡萄牙、或更小程度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不对称性相对显著。所以，随着货币联盟范围的扩大，必然增加管理难度。

这是从专业的经济研究领域传来的警示，但是，同样也有乐观的解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德鲁•罗斯（AndrewRose）共同指出，使用共同货币而形成的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会降低区域内不对称性并加强纠偏机制。也许这些国家步入货币联盟的时候，并没有形成最优货币区，但是一旦加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早在199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认为，强大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推动相同行业的企业搬迁到相邻的地理位置，从而创建强大的区域集群经济（如硅谷或华尔街）。这将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与国之间的不对称。还有几个类似的警告，都来自美国的学术界。但是，欧洲决策者选择把这些当做耳旁风，继续推进欧元创建的进程，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源于行为传统。欧洲人，或者至少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强烈反对汇率波动。40多年来，许多国家已经学会去适应汇率波动，而欧洲国家则相反，不断地试图限制汇率的双边波动。当20世纪70年代固定汇率制度瓦解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再创建一个固定汇率机制。当石油危机引发欧洲各国不同的政策反应，最终导致欧洲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之时，他们重新回到欧洲发展蓝图的绘图板前，创造了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一种可调整的固定汇率机制。这一体系在1979年创建后危机重重，但这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决策者继续创建欧元的渴望。为何这种对于稳定汇率的偏爱，自始至终传承到现在，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它与两战期间，货币争端导致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进而产生的苦难记忆有关。同样，第二个原因是，欧盟国家拥有相似的预算框架，他们希望通过稳定的货币单位以方便完成预算安排。

推进欧元区建立的第二个原因是合乎逻辑的。只要通过行政控制对资本流动加以限制，欧洲人仍然可以保留本国货币以及稳定的汇率。20世纪90年代初，资本开始自由流动后，一切发生改变：各国可以选择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采用相同的货币政策，以避免资本流向利率最高的国家，对该国货币产能升值压力；或者他们可以认为各国货币自治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浮动汇率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个难题在经济文献中被称为“三元悖论（Trilemma）”，或者是“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每个国家不能同时拥有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必须是只选择其中两个目标。对于欧洲人来说，前两个目标是最重要的，所以从逻辑上他们倾向于放弃第三个目标。

推进欧元成立的最后一个原因来自政治层面。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尝试了一切想法，但并没有采用进行社会转型的主意。他决定将共建欧元区作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工作重心。密特朗充满理想主义，同时也愤世嫉俗。像与他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真诚地对欧元区的建立充满信心。同时他更远地预见到，欧盟内部需要进一步整合，以“捆绑”德国，防止其在冷战后实力继续扩张，进而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在欧洲，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欧洲一体化中分享他们的雄心壮志：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意大利的朱利奥（Giulio Andreotti）和西班牙的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等。在英吉利海峡另一端，较温和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接任“铁血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成为英国首相。只要没有将英国牵扯进来，约翰•梅杰愿意对欧元的建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世纪80年代的智慧结晶——商品和资本的统一大市场建立后，开动欧洲一体化的另一个大工程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这一工程计划不能是一项防御计划，因为它将需要英国的参与并会将德国边缘化。同时它也不能是一个政策主导型的产业政策，因为法国和德国在国家干预上存在分歧。共同货币前景似乎更加美好了。作为国际金融精英中的小团体，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家们不是大同小异吗？1989年，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巧妙地要求中央银行行长们制定创建共同货币的路线图。这一行动，使他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至少公众保持了中立态度。

创立欧元需要的是一个合适的政治动机。几个月后，德国的统一触发了这一动机的到来。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渴望推进与东德的继续谈判，对欧洲合作伙伴的担忧他并没有避之不见，反而愿意借助某种东西向欧洲伙伴证明统一后的德国仍将致力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过程。这个东西就是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