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资本主义萌芽”曾经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是当年的热门研究题目。概言之，“资本主义萌芽”命题是想证明，一切社会的发展阶段都是按照既定的步骤一步一步来的，奴隶社会之后就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之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萌芽”命题的解释是，中国在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萌芽”之所以没有长成大树，乃是因为突然遇到了外国殖民者的入侵，打断了发育过程。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外国入侵，中国一样会由封建主义，经由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演变为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非常教条、而且幼稚的历史观。当进化论刚刚被人们半知半解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个质疑就是：要是进化论是对的，那猴子为什么没有变成猩猩，猩猩为什么没有变成人？猴子不会变成猩猩，猩猩也不会变成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化论的原理是错的。同理，每一个社会的演化都会与众不同，中国无法变成欧洲，欧洲也不会变成美国。我们必须坦然地接受历史演变中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无法用一种较具普遍性的分析框架考察经济制度的变迁。

　　有趣的是，尽管“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和答案都错了，但其解题思路却别具一格。无数研究者兀兀穷年，深入研究江南等地的明清经济史，掘地三尺，爬梳剔抉，像拼图一样，把无数碎片拼成了繁复生动的画卷。李伯重教授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亦得益于这一学派的积累沉淀，同时又能洞幽烛微，自出机杼。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明清以降，江南地区的原始工业化进展，并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化革命参详印证。

　　按照李伯重教授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原始工业，尤其是原始轻工业。大约从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开始，江南形成了一个以苏州为中心，以南京、杭州、松江（清代为上海）为侧翼构成的三角形地带，这是江南原始工业化的核心区。江南的原始工业化持续了300年时间，直到太平天国动乱导致江南元气大伤。太平天国是一场残酷的内战，十年兵燹，江南人口损失泰半，原始工业化也就从此折戟沉沙。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起初，要有光。这光就是需求。需求从哪里来？其一，这得益于人口的增长。这点中外大致并驾齐驱。人口之增长，除了承平时代自然增长之外，或许是因为耕地的扩大和良种的推广，或许也因为1493年“哥伦布大交换”之后，高产的美洲农作物，如番薯、土豆、玉米等传入欧亚。人口增长带来了对日用品需求的提高。尽管从古罗马时代，国际贸易就已经开始兴盛，但传统的国际贸易大多集中于奢侈品，贸易尚未对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其二，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比人口的增长率更快。在欧洲，这主要是因为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在中国，则是因为水陆交通的便利，带来南北贸易的兴盛。

　　日常需求无非吃穿住行，在吃穿住行中，食品加工和纺织业又排在最前面，因为它们主要是可贸易品。建筑难以异地贸易，运输则更多地是服务业。对照江南的工业化和英国工业革命，均能看出纺织业的领先作用。所异者，在纺织业中，英国以毛纺织为主，以棉纺织为辅，而江南则以棉纺织为主，以丝织业为辅。

　　从轻重工业的发展来看，江南和英国各擅胜场。江南是一种“超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发展最快，尤其是棉纺织业。从生产的绝对规模来看，江南的棉纺织业远远大于英国的毛纺织业。从这两个部门所占的地位来看，棉纺织业在江南原始工业化中的地位可能也比毛纺织业在近代早期英国轻工业中的地位更重要。从产品质量来看，直到19世纪之前，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在品质上仍优于英国新式工厂机器所织的棉布。

　　中国所不及英国者，是重工业。英国的铁器制造业在16-17世纪就有了长足的发展，能够生产上千种铁器。据估计，当时英国人均使用的铁的数量，是中国人的10倍。英国的造船业规模和发展速度都超过了江南。江南所造沙船，只适宜于内河运输，不适合在海上航行。江南几乎没有煤矿，而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的突出特点是煤炭业的兴起。法国人梯奎（Ticquet）曾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没有煤铁行业，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

　　这又引进了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重要变量，即资源禀赋。一则，资源禀赋能够影响到偏好和技术。教科书里把偏好视为给定的，其实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有各种不同的组合，采用何种组合，或曰技术的配方如何调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二则，资源禀赋能够影响到生产组织形式、生产地理布局，乃至社会阶层分野。三则，资源禀赋是非均衡分布的，因此也是历史演变中突然出现分叉路径的重要原因。

　　与英国相比，江南缺煤缺铁，也缺少木材。江南一带人家盖房，都不得不“兼用竹木”。当时，英国冶金工人一年砍伐20万株大树，只是为了烧炭，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江南富有人工，且是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江南士子不仅冠盖文物，就连普通的农夫农妇，也大多接受过读写和计算的教育。这种不同的资源禀赋，导致江南和英国采取了不同的技术路径。

　　中国人并非对技术陌生。尽管中国未发明出蒸汽机，但与蒸汽机有关的许多关键技术，比如活塞、阀门、皮带传动，在中国出现得比欧洲还早，甚至有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蒸汽机发明，受到中国技术的启发。1862年，徐寿和华蘅芳在安庆成功地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但由于江南缺少煤铁，此物未能在中国广播流传。中国在唐宋时代就会制作明轮船，但由于金属匮乏，中国明轮船的关键设置，比如转轴和传动齿轮一直是木质的。活字印刷一度是用铜版，但到万历之后就少有用铜活字，到康熙年间，朝廷要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用铜版活字，到了乾隆年间，由于铸钱缺铜，又把铜活字销毁供铸了。

　　资源禀赋不仅决定了技术路径的差异，还导致生产组织方式的不同。中国的原始工业化并未催生欧洲那样的工人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在江南盛行的是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这不仅是因为江南缺乏机械和机器，而且也是因为江南难以建造大厂房。营建厂房的成本高昂，只能让普通人家望洋兴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既然江南技工心灵手巧，大多是熟练劳动力，自己就能够运作一个小型的手工作坊，为什么非要去大工厂里，听从工场主或工头的呵斥呢？

　　马克思曾经说过，英国的一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一批半白痴，来从事简单机械的工作，这就是工厂的秘密。这两种生产组织方式孰优孰劣？像牛马一样为别人卖命，还是自己经营一个小手工作坊，大小事项都能自己做主？

　　我们无法检验的是，假如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的原始工业化将何去何从。如果沿着历史的惯性，很可能江南会继续发展节约资源、重用人工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但设若市场规模继续扩大，江南可以从其它地方运来煤铁和其它资源，它会复制英国的技术吗？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生物界，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不同的物种往往有极大的相似性。鲨鱼是鱼，鲸鱼是兽，但它们看起来却如兄如弟。在另一种情况下，比如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看到的，同样是鸫鸟、陆龟和金翅雀，在不同的岛屿上却有各自的特殊品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结尾写到：“从一个简单的开端，演化出了无穷无尽的、最美丽和最奇异的生命形式，而且这一过程仍在继续。生命以此观之，何其壮丽恢弘！”

　　很久了，我们都没有用心去领会经济制度演变的壮丽恢弘。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李伯重，201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我在李伯重教授的研究之外增加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引申，这些引申未必得当，有谬误之处均归我。对明清江南经济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考：傅衣凌，《明清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许涤新与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以及彭慕兰，《大分流》，王国斌，《转型的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