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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贸易的崛起:欧美经济史笔记之一

不管蝴蝶和毛毛虫的形态差异有多大,生命的发育始终沛然不息。人类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变革当属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在喷薄而出之前,早已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酝酿了数百年。

 

气候变化对欧洲的发展带来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大约在8001300年间,欧洲出现了“小阳春”,气温比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都要高上几度,雨水也更少。当时能种葡萄的地方比现在要往北300英里左右,湿地和沼泽渐渐退去,大西洋上的暴风雨也比之前少了。气候的变化带来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人口数量也随之增长,这带来了长途贸易的兴起。

 

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欧洲的贸易中心。但从公元7世纪开始,阿拉伯民族不断向外扩张,到9世纪的时候已经完全控制了地中海西部。从10世纪起,基督徒开始反攻。从1096年起,基督徒发动了数次“十字军”东征,这些远征打着宗教的旗号,却改变了贸易的格局。“十字军”东征最初是针对穆斯林发动的战争,到最后却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内讧。1202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首先攻占了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基督教城市Zara(即今天到Zadar),紧接着又洗劫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次作战得到了威尼斯的支持,经此一役,威尼斯打通了通向黑海的商路,在地中海东部俨然成为贸易中心。威尼斯是个非常世俗化的城市,只要能做生意,跟谁做都无所谓。即使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也仍然一边和基督徒做生意,一边和穆斯林做生意。威尼斯唯一看不惯的是其竞争对手,比如热那亚。意大利城邦之间的纷争高度白热化。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周游世界,到了中国能成为大汗的上宾,回到故乡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一场冲突中身陷囹圄。

 

长途贸易并非仅仅局限于地中海。在欧洲的北部,尤其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另一个贸易群逐渐出现。大约在公元700-1000年间,维京海盗出没在风波之中,令人闻风丧胆。但这些海盗随后却金盆洗手,改做正经生意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海盗是长途贸易的初始阶段。中欧,乃至东欧地区也和南欧、西欧、北欧越来越多地互通往来。这主要得益于欧洲有蛛网密布的河网,内陆航运较为便利。西欧、中欧和南欧之间横亘着一道阿尔卑斯山脉,但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在主要的隘口设置哨卡、修筑公路。整个欧洲逐渐连成一体。

 

北欧和南欧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长途贸易,但北欧交易的大多是羊毛、布匹、粮食、木材和食盐等大宗日用品,而南欧的地中海地区则更盛行奢侈品:丝绸、香料、陶瓷、珠宝等。长途贸易从两个方面推动了早期工业化:其一,当时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关税,贸易的繁荣带来政府收入的提高,于是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其二,尤其是大宗日用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不同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弗兰德斯(Flanders)地理位置优越,人口稠密,成了远近闻名的纺织业中心。英国的特长是生产羊毛。巴黎盆地出口谷物,斯堪的纳维亚出口木材,波兰出口盐,日耳曼北部地区出口鱼类,勃艮第出口葡萄酒。这些专业化生产的出现,最初是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之后则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

 

一开始,还没有出现城市的繁荣。欧洲仍然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农业社会。长途贸易的兴起,带动了封建社会的沙漠里一块块商业绿洲的出现。在很多交通便利的地方出现了集市。本地集市大约每周有一两天时间开张,国际集市大约每年有数周时间开张。著名的国际集市香槟(Champagne)每年有6周的时间,迎接南来北往的各地客商。到15世纪之后,集市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市取代了集市。

 

很多城市并非源于集市,而是在教堂或军营的旁边出现的。商人们选择聚居区的时候,不仅会看交通是否方便,还要看城防是否安全。很多城市的名字带有“堡”(burg),比如EdinburghHamburgPittsburgh,这显示出当年的遗风,很多城市早期就是个城堡。英文中的城镇“town”的原意是“围子”,用泥墙和树枝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最早,“围子”里平时并不住人,到有盛大集会或是外敌入侵的时候人们才聚集到这里。

 

在集市和城市中,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出现。由于来自各国的商人使用的货币不同,货币兑换商应运而生,他们是最早的金融家。领主们看到商人们来了,立刻就会派人过去征税,但与此同时也维持了市场的秩序。法律也开始出现,但这是充满了泥土气息的商人的法律。商人们不习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建立的僵化的法律,也对决斗、“神意”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嗤之以鼻,他们需要一种简便、快捷和公平的法律。早期集市上出现的法庭被形象地称为“泥腿法庭”(pie-powder courts;或courts of dusty feet)。尽管“泥腿法庭”很简陋,但举凡合同、协商、代理、仲裁、拍卖等业务,均已经有了初步的规矩。这是“中世纪的私人国际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Middle Ages)。

 

之所以商人自发形成的这套习惯法能够被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欧洲各国的力量都不够强大,说是国王,其实不过是个小军阀头子。这就迫使商人必须自我救助、自我维权。从一开始,手工业者和商人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行会(gild)。最初,行会的规模局限在一镇或是一业,后来,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行会团结起来,声气相通,互相呼应,形成了“汉萨”(Hanses)。几个比较有名的“汉萨”包括伦敦的弗兰德汉萨、大宗商品商人协会(Merchants of the Staple)、冒险商人协会(Merchant Adventurers)和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等。佛兰德汉萨的主要成员是在伦敦做生意的佛兰德人。大宗商品商人协会和冒险商人协会则以向英国王室提供贷款的方式,垄断了羊毛等大宗商品的出口业务。汉萨联盟联合了日耳曼地区上百个城镇的商人,一时睥睨王侯。

 

集市、早期的城市、商人习惯法,以及行会,都是在欧洲没有出现强而有力的政府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参与者自发形成的。从一方面来看,政府和市场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当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城市的自治权力逐渐缩小,行会也日渐萎缩,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却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政府传承了下来: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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