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蝴蝶和毛毛虫的形态差异有多大，生命的发育始终沛然不息。人类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变革当属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在喷薄而出之前，早已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酝酿了数百年。

气候变化对欧洲的发展带来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大约在800至1300年间，欧洲出现了“小阳春”，气温比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都要高上几度，雨水也更少。当时能种葡萄的地方比现在要往北300英里左右，湿地和沼泽渐渐退去，大西洋上的暴风雨也比之前少了。气候的变化带来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人口数量也随之增长，这带来了长途贸易的兴起。

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欧洲的贸易中心。但从公元7世纪开始，阿拉伯民族不断向外扩张，到9世纪的时候已经完全控制了地中海西部。从10世纪起，基督徒开始反攻。从1096年起，基督徒发动了数次“十字军”东征，这些远征打着宗教的旗号，却改变了贸易的格局。“十字军”东征最初是针对穆斯林发动的战争，到最后却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内讧。1202至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首先攻占了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基督教城市Zara（即今天到Zadar），紧接着又洗劫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次作战得到了威尼斯的支持，经此一役，威尼斯打通了通向黑海的商路，在地中海东部俨然成为贸易中心。威尼斯是个非常世俗化的城市，只要能做生意，跟谁做都无所谓。即使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也仍然一边和基督徒做生意，一边和穆斯林做生意。威尼斯唯一看不惯的是其竞争对手，比如热那亚。意大利城邦之间的纷争高度白热化。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周游世界，到了中国能成为大汗的上宾，回到故乡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一场冲突中身陷囹圄。

长途贸易并非仅仅局限于地中海。在欧洲的北部，尤其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另一个贸易群逐渐出现。大约在公元700-1000年间，维京海盗出没在风波之中，令人闻风丧胆。但这些海盗随后却金盆洗手，改做正经生意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海盗是长途贸易的初始阶段。中欧，乃至东欧地区也和南欧、西欧、北欧越来越多地互通往来。这主要得益于欧洲有蛛网密布的河网，内陆航运较为便利。西欧、中欧和南欧之间横亘着一道阿尔卑斯山脉，但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在主要的隘口设置哨卡、修筑公路。整个欧洲逐渐连成一体。

北欧和南欧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长途贸易，但北欧交易的大多是羊毛、布匹、粮食、木材和食盐等大宗日用品，而南欧的地中海地区则更盛行奢侈品：丝绸、香料、陶瓷、珠宝等。长途贸易从两个方面推动了早期工业化：其一，当时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关税，贸易的繁荣带来政府收入的提高，于是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其二，尤其是大宗日用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不同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弗兰德斯（Flanders）地理位置优越，人口稠密，成了远近闻名的纺织业中心。英国的特长是生产羊毛。巴黎盆地出口谷物，斯堪的纳维亚出口木材，波兰出口盐，日耳曼北部地区出口鱼类，勃艮第出口葡萄酒。这些专业化生产的出现，最初是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之后则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

一开始，还没有出现城市的繁荣。欧洲仍然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农业社会。长途贸易的兴起，带动了封建社会的沙漠里一块块商业绿洲的出现。在很多交通便利的地方出现了集市。本地集市大约每周有一两天时间开张，国际集市大约每年有数周时间开张。著名的国际集市香槟（Champagne）每年有6周的时间，迎接南来北往的各地客商。到15世纪之后，集市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市取代了集市。

很多城市并非源于集市，而是在教堂或军营的旁边出现的。商人们选择聚居区的时候，不仅会看交通是否方便，还要看城防是否安全。很多城市的名字带有“堡”（burg），比如Edinburgh，Hamburg和Pittsburgh，这显示出当年的遗风，很多城市早期就是个城堡。英文中的城镇“town”的原意是“围子”，用泥墙和树枝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最早，“围子”里平时并不住人，到有盛大集会或是外敌入侵的时候人们才聚集到这里。

在集市和城市中，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出现。由于来自各国的商人使用的货币不同，货币兑换商应运而生，他们是最早的金融家。领主们看到商人们来了，立刻就会派人过去征税，但与此同时也维持了市场的秩序。法律也开始出现，但这是充满了泥土气息的商人的法律。商人们不习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建立的僵化的法律，也对决斗、“神意”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嗤之以鼻，他们需要一种简便、快捷和公平的法律。早期集市上出现的法庭被形象地称为“泥腿法庭”（pie-powder courts；或courts of dusty feet）。尽管“泥腿法庭”很简陋，但举凡合同、协商、代理、仲裁、拍卖等业务，均已经有了初步的规矩。这是“中世纪的私人国际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Middle Ages）。

之所以商人自发形成的这套习惯法能够被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欧洲各国的力量都不够强大，说是国王，其实不过是个小军阀头子。这就迫使商人必须自我救助、自我维权。从一开始，手工业者和商人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行会（gild）。最初，行会的规模局限在一镇或是一业，后来，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行会团结起来，声气相通，互相呼应，形成了“汉萨”（Hanses）。几个比较有名的“汉萨”包括伦敦的弗兰德汉萨、大宗商品商人协会（Merchants of the Staple）、冒险商人协会（Merchant Adventurers）和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等。佛兰德汉萨的主要成员是在伦敦做生意的佛兰德人。大宗商品商人协会和冒险商人协会则以向英国王室提供贷款的方式，垄断了羊毛等大宗商品的出口业务。汉萨联盟联合了日耳曼地区上百个城镇的商人，一时睥睨王侯。

集市、早期的城市、商人习惯法，以及行会，都是在欧洲没有出现强而有力的政府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参与者自发形成的。从一方面来看，政府和市场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当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城市的自治权力逐渐缩小，行会也日渐萎缩，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却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政府传承了下来：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