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和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花了50年时间，写了1500万字，完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世界文明史》。回首这么多年的研究，杜兰特夫妇的心得是：“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想要归纳历史的规律，想要探究历史哲学，都是水中捞月、雾里看花。“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做法。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

　　先是这样自嘲一番之后，杜兰特夫妇开始在一本一百多页的小书《历史的教训》中，一本正经地探讨历史中的人性，以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人类自称是地球的主宰，历史似乎只是对人类活动的记录，但如果你从太空远眺地球，人类就渺小得根本无法看得见。距离地球再近一些，比如当你坐在飞机上俯瞰大地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类仅仅聚居在地球上很小的一块块土地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像大地上长出来的癣疥。小的村庄是小的癣疥，大的都市是大的癣疥。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狂妄地认为人类可以摆脱自然的束缚，但至今为止，地理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人类的行为，更不用说当人类刚刚起源的时候了。因此，谈到历史，就不能不谈到地理的影响：总有些地方人类无法居住，总有些地方部队无法交战，总有些地方难以形成城市，总有的地方易于遭受灾害。资源的分配也是极其不均的，这种极其偶然的初始资源禀赋无形中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这就是著名学者戴梦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猜测的：由于亚欧大陆上的新月形地带有更多适宜栽种的种子，所以才出现了最早的农业。

　　杜兰特夫妇继续讲到，人类在自然的约束条件下会努力地追求生存。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和整个生物界的进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生物因资源的稀缺而竞争，人类亦然。杜兰特夫妇讲到，“自然”未曾认真拜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同时追求自由和平等，是一种虚妄：若有无节制的自由，必有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若要人人平等，必然会限制某些人的自由。借着杜兰特夫妇的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不妨认为，制度的演进和基因的变异有着同样的机制。大部分的变异都是盲目的、失败的，正如大部分的变革都是草率的、粗暴的一样，幸存下来的变异只是碰巧得到了自然的青睐。历史中胜利者战胜失败者，也大多充满了偶然性的因素。

　　人类历史中很多独特之处都源于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这就有了社会，也就有了规范社会的宗教和道德。杜兰特夫妇写到：“罪恶在每一个时代都曾蓬勃发展。”这就说明了道德的重要性。不同时代的道德会有极大的差异，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道德，都必须有道德：贞操可以是一种道德，性开放也可以是一种道德；杀人可以是一种道德，护生也可以是一种道德。道德是一种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是一个社会里人人必须穿上的内裤。

　　宗教是另一种对社会行为的规范。拿破仑曾经说，宗教的作用就是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出于感激，统治者会和祭司分享税收，会给寺庙赏赐土地。吊诡的是，宗教有时候会形成自己的道德观，这反而会损害宗教自身。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在参观西斯廷教堂的时候，会被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震惊。在画里，基督把犯罪的人全部丢进熊熊大火。难道这就是那个谦卑、宽容和和善的“主”？即使在宗教盛行的时候，也没有阻挡社会中的腐败和堕落，而且宗教本身也经常会趋向腐败和堕落，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一次瘟疫、下一场战争、下一会灾难过后，宗教又会浴火重生。

　　除了道德和宗教，人类还需要各种政治体制。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最认可的是君主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雅典的民主制，因为民主已经使文化颓废，道德堕落。节制被认为是怯懦，傲慢被视为有教养，混乱成了自由，浪费变成慷慨。老师害怕学生，学生轻视老师。民主藐视权威，只要稍加约束就变得大发雷霆。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想确立起来是非常难的。之所以难，不在于确立一种体制，而在于改造一国国民。斯多葛学派的哲人说：“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但我们怎能不崇拜它呢？对大众的无知，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

　　也正是因为人是群居的，这才出现了种族和战争。种族的概念十有八九是虚妄。瑞典学者林奈将人种分为欧洲白色人种、亚洲黄色人种、非洲黑色人种和美洲红色人种，就很有争议。美洲土著不过是喜欢把红颜料抹在脸上而已，哪里有所谓的红色人种。法国学者居维叶按照《旧约》的说法将人种分为闪族、含族和雅弗族，更是牵强附会。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说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希特勒宣扬的纯正“雅利安人”。既然民族的划分缺乏科学的基础，却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乃是人们要形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曾经是家族和部落，之后就变成了民族国家。为了让“我们”之间互相“认同”，就必须有一个“他们”。

　　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无时不有，极端的时候还会出现战争。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但宗教和民族主义推波助澜，使得战争的惨烈程度愈演愈烈。杜兰特夫妇谈到，在古代，甚至直到十七和十八世纪，战争往往都是君王之间的战争，到了二十世纪，战争才变成了人民战争。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人民被迫参与战争。为了赢得战争，就要大规模毁坏财物和生命。著名认知科学学者斯蒂芬.平克或许会反对这种观点，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平克声称，在国家尚未出现的原始社会，因暴力冲突而导致的死亡比例约为15%，而到了20世纪，尽管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战争导致的死亡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的3%。平克认为，正是国家的出现，抑制了战争的暴力。我们当然希望平克的预言是正确的，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口之中，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已经少之又少，但我们的子孙还能像我们一样幸运吗？这是个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

　　杜兰特夫妇最终探讨的问题是，历史是不是进步的。从生活的便利程度、技术的发展速度来看，社会似乎正在不断地进步，但生活的舒适也会削弱人类的体质活力和道德自律。杜兰特夫妇最后想要给我们一个乐观的结尾，他们讲到，我们之所以学习历史，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积累和传承文明的遗产。但萧伯纳也说过：“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们不会从历史到经验中吸取教训。”

　　杜兰特夫妇的这本书写于1968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本小书中的某些观点已经略显陈旧，但这种包容万物的“大历史观”正方兴未艾。一个学者的视野越是开阔，他的观点就越会谦卑。当一对伟大的历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猜测”的时候，我们这些读者又能从中读出自己的哪些偏见呢？ 

首发于：FT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