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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 路易斯是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文学教授,《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蹲过战壕,经历了惨烈的战争。刚刚过了20多年,他又幸运地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飞机在伦敦上空如黑云压城,成堆掉落的炸弹把伦敦炸得满目疮痍。路易斯教授参加了空袭民防队,他还应邀到英国皇家空军演讲。讲坛下面坐的都是空军将士,他们正要奔赴空中战场,很多人很快就会一去不复返,命陨碧空。面对这些听众,路易斯教授该讲点什么好呢?

  他对空军将士们讲苦难、痛苦和恶,讲什么是纯粹的基督教。后来,英国广播电台(BBC)邀请路易斯到电台讲道。当在战争中悲痛疲惫的人们打开收音机,就会听到一位学者,充满智慧和幽默地谈论公道、德性和基督之爱。路易斯对听众们说,基督徒如同一个地下组织,聚居在一个邪恶势力似乎得势的敌占区,他们在那里偷听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充满希望的消息。他成了20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代言人。

  路易斯只是借基督教谈论人性中的深刻话题,他并不刻意地传教。他特意讲到:“一个人若经过最慎重的推理,得出结论说基督教信仰没有充分的根据,我请求他不要接受基督教。”他也无意介入基督教内部无休无止的纷争。路易斯说,所谓的“纯粹的基督教”,也就是入门的基督教。如果基督教是一个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宫殿,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房间,路易斯希望做的,只是把人们引到门厅,由人们自己决定,再到哪个房间里去。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在战争的困顿和绝望之中,人们才会更渴望探究信仰的本质。有信仰的心灵是成熟的麦穗,没有信仰的心灵是干瘪的麦穗。成熟的麦穗谦卑而沉静,干瘪的麦穗轻浮而张狂。为什么人常常需要信仰呢?

  路易斯谈到,是非本在人心,我们天然地就知道道德律,但却总是无法做到。道德律并非本能,人往往会有两种本能:当你身处天津爆炸的现场,一种本能告诉你,这里有需要帮助的人,你应该去救他们,另一种本能则告诉你,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你应该赶紧离开。后一种冲动往往更为强大,因为这是一种求生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但道德律似乎总是站在弱小的本能一边。人是渺小而软弱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这让我们羞愧难当。信仰并非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而是一种源于自我反省的选择。每个人都能收到自己的信,这封信或许发自上帝,或许发自其它的地方。你看不到别人的信上的内容,但你却能知道,你自己收到的这封信,来自一个向导。

  信仰并不是一件让我们感到很轻松的东西。对于基督徒而言,上帝是唯一的安慰,也是最大的恐惧。路易斯讲到,“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也是我们最希望躲避的东西。”人在世上,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但你时常会犹豫,会抱怨,会嫉恨,会怯懦。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相对于教导而言,人更需要不断的提醒。”真正的信仰是谦卑的,真正的道德是简单而质朴的。路易斯讲到:“真正伟大的道德导师从不引进新的道德观念,只有江湖骗子和怪人才会这样做。”

  情。人要借基督的力量强化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所谓的“披戴基督”,向善并非是为了取悦神明,而是你自己在装扮上帝的儿子。你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当遇到人生最艰难选择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心目中的榜样,想象若是他或她身临此境,会如何行事?这就是按照榜样的标准,为自己设定标准。在基督徒看来,基督的标准就是最高的标准。放弃自我,让基督教导你,好比大人握着孩子的手教孩子写字。只有当孩子对大人完全信任,手指的肌肉不再僵持,完全放松,才能体会到如何把字写得漂亮。

  说到底,妨碍我们得到完美人格的,恰恰是我们心中的自我。人有自我意志,行善行恶,都是自我意志刹那间的决定。但我们自己经常无法把持善恶之间的边界。路易斯讲到,恶是变坏了的善。要作恶,人必须存在,还要有智慧和意志。智慧越多,意志越强,反而作恶尤甚。这是一场激烈的内战。当你放弃自负的那一刻,才有得到自我的可能性。

  但难就难在这一点。路易斯谈到,按照基督教的教导,最根本的罪,最大的恶就是骄傲。“魔鬼因骄傲才变成了魔鬼,骄傲导致一切其它的罪。”贪婪也会让人竞争,但贪婪可能会止于享乐。唯有骄傲是无止境的,骄傲不以拥有为乐,只以比旁边的人拥有更多为乐。路易斯讲到,就是在酒鬼和色鬼之间,你也能看到友谊、结伴和欢笑,但“骄傲始终意味着敌对,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敌对,而且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敌对”。信仰之难,并非难在人的理性不够,而是难在做不到彻底的谦卑。路易斯谆谆教诲基督教的四种基本德性:谨慎、节制、公正和坚毅,无非是告诉人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妄自尊大。“即使只接近谦卑片刻,那感觉也如同荒漠中的人饮到了清凉的甘泉。”

  从这个角度来讲,信仰是求解人生谜题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解题思路。你可以认为,所谓的信仰,无非就是画了一条辅助线。这条辅助线看似和题目无关,但却能帮助你找到最终的答案。你求公平,世间往往没有公平。夫妻两人之间,都难以达到事事公平。那么,遇到不一致的意见怎么办?这种事情又不能通过多数票决定,因为“在只有两名成员的‘议会’中不存在大多数。”一种妥帖的办法就是放弃自我。我爱你,并非为了得到同等价值的回报,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付出,倘若两个人都是同样的想法,最后婚姻就能达到完美的均衡。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只有一方付出,而另一方则是一味地索取和不领情,这种脆弱的均衡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如果夫妻间的誓言有一个见证者,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这种均衡或许更容易维持。我爱你,并非为了从你那里得到同等的回报,而是为了按照神圣的旨意,做我心甘情愿,但时常会懈怠疏忽的事情。在那些幸福而持久的婚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维系婚姻的不是激情,而是奉献。为什么在婚姻之中,人们更容易做出奉献呢?因为你所求的利益越大,愿意付出的牺牲也就越大。人间别的事情,何尝不是一样的呢。这恰恰是信仰奇妙的地方:追求天国的人们,却能得到在世间的慰籍;放弃自我的人们,却反而发现所做的一切都能顺乎本心。

  拉罗什福科说过:“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在路易斯看来,神学的信仰,和人道的信仰,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我们丝毫不关心教士和僧侣们的争论,唯一值得关心的是,在这个苍苍莽莽的大地上,我们捧着自己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凄惶茫然,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它安置得妥妥帖帖。 

  首发于:FT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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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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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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