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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成功,不在于出现了天才人物,而在于有无数平凡但不平庸的人不断尝试、不断创新。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不是精英算法,而是演化算法。大自然的进化早就告诉我们,演化算法是完胜精英算法的。
 
—— 何帆
 
我在去年的《变量》里讲到了一个概念:小趋势。去年的《变量》,副书名就是: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
 
宏大叙事的感染力逐渐消退,小趋势的感染力逐渐提升。平凡的人物在时代的加持下,能够创造出比他们自己更伟大的作品。渺小的个体彼此互动,能够“涌现”出比个体行为更为精妙的复杂秩序。今天的小趋势,明天就可能变成大趋势。
 
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这背后的机制呢?
 
从小趋势变成大趋势,背后的机制就是演化算法。我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的演化算法是这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规模效应首先彰显,复杂红利随之发力,多种多样的小趋势纷至沓来,如同基因出现的突变。中国的市场辽阔纵深,为不同类型的小趋势提供了生存的机遇,同时,这又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市场,给各种小趋势提供了竞争的舞台。于是,那些最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小趋势,会被选择机制放大,迅速地成长起来。最终,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各种不同的物种形成了一个经济生态圈,它们互相协作、互相混搭,也互相竞争、互相抗衡。这使得中国经济变得更有活力、更具韧性。
 
借鉴生物学的思路,我们能辨认出,在演化算法中存在两种重要的机制。第一种机制是微观的抗争。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要设法保持一定的稳态,试图把环境带来的扰动降到最低,就如同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物种都要面对各种挑战:天气冷暖、季节轮回、气候变迁、食物丰歉……它们依靠各种小的负反馈机制应对周遭的变化。活着,才能启动演化算法。第二种机制则是宏观的扩散。每一个微观的突变都会忐忑不安地面对宏观环境变化的检阅。那些能够适应宏观变化的突变,优势会被放大。于是,突变带来继续突变,适者生存,而且适者会更加适应这种正反馈的变化会决定演化的路径,直到未来又出现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在这套演化算法中,有5个最重要的绝招。
 
第一是“试错”。不是每一个尝试都能成功,我们曾经犯过的错都是宝贵的财富。试错的意义在于:小的错误能够让我们更快地逼近成功,大的错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方向。想要避免铸成大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先把小错犯一遍,这样才能尽快地排除错误的选项。为了防范森林火灾,最好的办法不是看见火星就扑灭,而是先放一把火,烧出隔离带。当然,错误是避免不了的,有些错误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会变得越来越严重。那就会带来一种“南墙效应”:不撞南墙不回头,危机往往会变成改革的最强大动力。重大的错误有助于明辨方向,形成共识,这是一种最为有效的纠错机制。从长期来看,凡是不可持续的,都不能持续。
 
第二是“突变”。我们所说的小趋势,其实就是突变。突变是没有方向的,也是没有计划的。突变可能只是一种偏离,一个人走着走着就离开了大路,结果在无人问津的地方无意间发现了一处世外桃源。突变也可能只是对现状的突围,不安于现状的人们想要做些改变,不管是朝着哪个方向的改变。如果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望过去,你会发现,在边缘地带、底层社群、年轻人部落中,最容易出现突变。突变为演化算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个拥有复杂红利的大国,必然会出现更多的方方面面的突变。不一样的东西时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第三是“适应”。适者生存,更准确地说,是更适者生存。这就像一个笑话里讲的:当熊追上来的时候,你虽然跑不赢熊,但得跑赢你的同伴。这又像《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里说的,为了保持在原地不动,你都要拼命地朝前跑。中国经济的复杂红利再次发挥作用:在这里,一切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机会窗口”会变得无比重要。
 
第四是“协作”。演化不是独舞,而是广场舞。你不可能独乐,而不与众乐。花与蜜蜂,羚羊与狮子,都是共同演化的范例:有合作、有竞争。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突然出现了多样性爆发,而多样性会带来更多的多样性:消费升级带来生产升级、生产扩大带来流通革命、线上销售改变线下销售、国际贸易刺激国内制造。未来,中国经济这个生态圈将面临一种独特的挑战:一方面,要更好地保护本土物种,因为只有保护好本土物种,才能保证本地经济生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确保已经存在的全球生产网络,这个纵横交织的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是很多中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网络,未来,中国企业将会在这个生态网络中发挥更为核心的作用。要让我们的经济物种不仅活跃在国内的经济生态圈中,也能参与其他经济生态圈的竞争与合作。
 
第五是“混搭”。从来就没有什么新技术,新技术不过是已有的旧技术的新组合,但只有大胆跨界、别出心裁的组合,才是真正的创新。这就是混搭的力量。我们正处于两次技术革命中间的高原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之前,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仍然是混搭。在观察中国的技术创新时,我们发现其实有“东西南北”四个流派。“东派”的技术创新来自我们过去沉淀的工业基础、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体制基础的逐渐对外溢出,比如航天业最近加快了商业化进程;“西派”的技术创新来自首先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然后把这些先进技术迅速融化在中国经济的血脉之中,并激发了本土创新和中国独有的工程优势,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高铁;“南派”的技术创新来自用广阔的市场应用场景、密集的生产网络吸引国内外的最先进技术,先让技术落地应用,然后在应用的过程中倒逼核心技术的发展;“北派”的技术创新会充分利用中国式教育培养出的大规模技术人才,再通过海外留学和国际合作,快速逼近技术前沿,然后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萌芽移植到肥沃的市场当中。这本书会重点介绍东、西、南三个流派。据我们观察,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往往会兼用东、西、南、北四个流派,让它们在一个系统内部互相混搭,这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技术创新的速度。
 
从小趋势和演化算法入手,能找到一种观察中国经济的新视角。我们过去讲中国的优势,都说是规模优势,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我看到的另一个角度是:在中国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复杂红利。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中国的优势并不单纯是规模大,而是规模复杂。复杂中蕴含着突变,突变就是小趋势。那些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小趋势,就会演化为未来的新物种。
 
理解了演化算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秘诀。中国的成功,不在于出现了天才人物,而在于有无数平凡但不平庸的人不断尝试、不断创新。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不是精英算法,而是演化算法。大自然的进化早就告诉我们,演化算法是完胜精英算法的。
 
本文节选自何帆著作《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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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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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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