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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论、文化差异论和废奴运动,都不是导致美国南北分裂的最根本原因。想要理解美国的分裂,就要回顾一下从1848年到1861年这十多年间,美国突然发生的巨变。这场巨变,是北方和南方都事先没有想到的。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让人们再次看到一个分裂的美国。2020年的美国,更像1848年的美国,或是1850年的美国,还是1861年的美国?
 
1 萨姆特堡的炮声
1861年4月12日凌晨,邦联军队向萨姆特堡发动炮击
 
1861年3月,就在林肯总统就职的第二天,坏消息传来了。驻扎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的安德森少校发来一封快信。他在信里报告,南方邦联的部队正在包围萨姆斯堡,他的部队最多只能支撑四到六周了。
 
林肯总统大惊失色,他急忙去问联邦军队的总指挥官斯科特将军,得到的回答更加令人沮丧。斯科特说,要想增援萨姆斯堡,至少需要派出一支舰队,运送2.5万名士兵,而这需要大约六到八个月的时间。林肯总统犹豫很久,终于下定决心派出一支远征军。遗憾的是,南方邦联比林肯总统更为心急。4月10日,南方军队命令安德森率领萨姆特堡守军撤离。安德森拒绝了这一要求。4月12日凌晨,邦联军队向萨姆特堡发动了炮击。交战双方一共发射了将近5000发炮弹,炮击持续了33个小时,却无一人死亡。4月14日,弹尽粮绝的安德森带领部队撤出了堡垒,乘船离开查尔斯顿。
 
美国内战就这样揭开了帷幕。
 
恰好在4年之后,也就是1865年4月14日,安德森重返萨姆特堡,升起了原来的旗帜。这时,美国内战刚刚结束。奴隶制不存在了,但60万人的生命也随之葬送。分裂的美国看起来又凝聚在一起。然而,这道伤痕始终没有痊愈。
 
2 三种解释
南方传统的种植园经济
 
为什么美国会走向分裂?历史学家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种解释是经济利益论,另一种解释是文化差异论。
 
经济利益论认为,北方和南方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由于利益冲突,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北方有新兴的工业,这些民族工业面对的是欧洲的竞争对手。为了保护国内的民族工业,北方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提高关税,把国外的产品拒之门外。南方是传统的种植园经济,他们要向欧洲出口大量的棉花,再从欧洲进口流行的商品。南方想和欧洲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同时,经济利益论指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北方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南方,这让南方有了恐惧心理,害怕北方会在美国国会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南方开始怀恨北方在物质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就,北方则瞧不上南方在日益衰落之后,还要求跟北方平起平坐。这种解释看起来很深刻,但是,回顾美国历史,我们很难看到北方和南方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上针锋相对。北方和南方也有利益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南方也向北方出售棉花和烟草,两地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同时,美国除了南方和北方,还有广袤的西部地区。在使用公共资金修建基础设施这件事情上,西部地区最有热情,但东北各州和南方一样,都并不情愿。如果说南北的经济利益会导致冲突,那为什么美国的东部和西部没有出现分裂呢?
 
文化差异论认为,北方和南方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北方更加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生活,南方则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北方热爱进步思想,南方珍惜传统价值。北方带着一股传教士的狂热的理想主义,南方散发出世俗生活的懒散气息。跟北方人相比,南方人更注重忠诚、礼节和血性。问题在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北方和南方都认为自己才代表着美国精神。北方人认为,美国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其实,早在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茨之前,就已经有一批英国人来到了南方,查尔斯顿很早就成了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建国之后,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明显。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北方和南方如此格格不入,他们却能够凝聚在一起,共同分享身为美国人的自豪感。那为什么北方和南方一开始可以和谐相处,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互相背叛,反而到了美国经济日益强大、国内经济逐渐融为一体的时候,它们却变得水火不容了呢?
 
无论是经济利益论和文化差异论,都没有把奴隶制视为导致美国南北分裂的最根本原因。这多少有些令人诧异。教科书上的解释是,美国内战的爆发,就是因为北方要解放黑奴,南方则要剥削黑奴。那么,何以历史学家会把奴隶制看得无关紧要呢?这是因为,如果回到当年,你就会发现,大部分北方人并不关心南方的奴隶制。大部分北方人对南方的奴隶制眼不见心不烦。他们才不关心黑人权利,更没有多少北方人会主张黑人和白人平等。黑人学生想进哈佛学习,女生想进哈佛学习,都被白人男生轰出去了。大部分北方精英都支持国家统一,他们害怕南北分裂,愿意跟南方蓄奴州妥协。林肯总统也是一样的,他明确说过,只要南方州不脱离联邦,可以考虑保留奴隶制。
 
那北方不是还有废奴主义者吗?有是有,但这些人并非主流。废奴主义源自19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福音派,跟禁酒、妇女权益等其他社会改革运动来自同一个源流,也受到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废奴运动的鼓舞。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说,废奴主义者觉得有人没有按他们知道的正确方式行事,要么就是无聊,要么就是傻子。加尔文教徒就是这么看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徒也是这么看加尔文教徒的,废奴主义者特有的那种理想主义,总是和极端主义纠葛在一起。如果说废奴主义者在有些北方人心中激起了共鸣,那真实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这些北方白人有什么人道主义关怀。这些北方白人反对奴隶制,不是因为它给奴隶带来了痛苦,而是因为它给奴隶主带来了愉悦。奴隶制让种植园主得以保持一种贵族腔调,而这在简朴的美国民主人士看来,既令人厌恶,又是一种冒犯。
 
所以,经济利益论、文化差异论和废奴运动,都不是导致美国南北分裂的最根本原因。想要理解美国的分裂,就要回顾一下从1848年到1861年这十多年间,美国突然发生的巨变。这场巨变,是北方和南方都事先没有想到的。历史并没有现成的剧本,而是很多大大小小的演员即兴表演出来的。没有人预料到最终的结局,也没有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3 还原1848-1861年
1863年11月19日,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说
 
美国建国之后,人口几乎每20年就翻一番,国家的领土不断扩张,从大西洋沿线的13个州,扩展到一个横跨整个美洲大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国。正是这种迅速崛起,让北方和南方都感受到了自豪。这种自豪带来了民族凝聚力。北方和南方都相信,他们支持的是同一种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错觉。这种由快速增长带来的民族主义,掩盖了美国建国体制中的一个致命缺陷:美国人所珍惜的价值观是自相矛盾、不可调和的。美国人想尊重宪法,但宪法却保护奴隶制;美国人想保护联邦,但联邦成员中有很多奴隶主。
 
这种内在的冲突在美国建国70多年之后终于爆发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导致北方和南方尖锐对立的反而是美国的西部领土问题。早在1820年,这种潜在的冲突就已经露出苗头。当时,密苏里州申请成为蓄奴州,这引起了北方的警惕,因为这可能导致联邦中蓄奴州的数量超过自由州。182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密苏里妥协法案,一方面承认密苏里成为蓄奴州,另一方面则把从路易斯安那购地中获得的大片土地,沿着北纬36°30′线分开,禁止在这条线以北实行奴隶制。
 
密苏里妥协方案只是将这个矛盾拖延了20多年,到了1848年,这一矛盾再度激化。这一年,美国和墨西哥签订了条约,从墨西哥手中抢夺了超过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大部分、以及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一部分。获得这么多的土地,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但问题马上就来了。这些并入美国的新领土,应该是自由州呢,还是蓄奴州?
 
在北方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位初出茅庐的众议员戴维.威尔莫特在国会慷慨陈词:“上帝决不会同意借我们之手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奴隶制。”在南方看来,这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南方退让,那么,自由州的数量就会迅速压倒蓄奴州。虽然,南方各州也知道,在这些西部领土,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或俄勒冈州,建立奴隶制是不现实的。这些地方的气候地理条件与南方迥异,没法建立种植园,那奴隶自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南方之所以突然变得很强硬,是因为西部领土和北方、南方各州的土地不一样。西部领土是联邦土地,南方非常害怕联邦会不顾自己的反对,把这些地方都变成自由州。在美国政治史上,南方和北方第一次形成了不同的阵营。这种分歧分裂了美国的两大全国性政党,一个是民主党,另一个是辉格党。北方的民主党人和南方的民主党人分道扬镳。辉格党的结局更惨,这个党解体了。从辉格党的内部,又生出了共和党。
 
虽然在这段时期,美国遇到的重大问题远不止奴隶制这一件事情,但无论多么重大的事情,最终都会被拉回到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比如,当时引起热议的一件大事是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铁路。西部当然对此举双手赞成。南方和北方也都很兴奋。芝加哥、昆西、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孟菲斯等城市都想争夺这条铁路的起点站。美国当时的政治新星,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建议在艾奥瓦州以西建立一块新的领地,成立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的名字来自印第安语,设立这个州的真实目的却是要把印第安人的土地抢夺过来。道格拉斯的提案是为了推动铁路的修建。在他看来,只有把印第安人的土地抢过来,让更多的美国人移民过去,才能让铁路的沿线更加繁荣,修建铁路才能更顺利。不过,这个提案一提出来,马上就带出了一个问题:内布拉斯加州应该是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呢?
 
1850年,美国已经到了快要分裂的边缘。国会几乎无法通过任何一个方案。当时美国政坛的三位重量级人物,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南方领袖人物卡尔霍恩联手,试图通过一个妥协法案,呼吁各方都做出让步。但是,经过六个多月漫长的讨论,这个妥协方案还是失败了。又是斯蒂芬.道格拉斯出场,他采用了另一种策略,把这个妥协方案分拆成几个不同的法案,争取各方力量,各个击破,最终在1850年9月,通过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建州法案、犹他州成为联邦领地法案、《逃亡奴隶法案》。1850年的妥协方案让当时的政客们松了一口气。斯蒂芬.道格拉斯说:“终于解脱了,再也不必在国会两院为奴隶制问题发表下一个演讲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
 
有一个法案的影响出乎政客们的意料,那就是《逃亡奴隶法案》。这个法案的初衷是北方人士想要对南方做出让步。根据这个法案,奴隶主可以到北方各州缉拿逃亡的黑奴。正是这个法案,改变了北方人对奴隶制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前,国会里讨论的奴隶制存废问题,都发生在遥远的南方和西部地区,都只是抽象的概念、繁琐的法律,《逃亡奴隶法》颁布之后,南方奴隶主派人到北方各州抓逃亡奴隶,这就让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来到了北方人的身边,来到了纽约、费城和波士顿。《逃亡奴隶法案》针对的是成百上千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追寻自由,现在却面临着被奴隶追捕者抓回去的风险。这个法案不仅针对逃亡奴隶,也对所有的生活在北方的自由黑奴带来了威胁,他们也随时可能被抓回去,重新沦为奴隶。很多北方人自发地行动起来,跟废奴主义者直接发生冲突。有时候,北方的法院和警察会站在南方奴隶主一边,这让北方人感到欺人太甚。比如说,在1856年,联邦最高法院处理了一件很棘手的案件,即德雷德.斯科特案。德雷德.斯科特原来是密苏里州的一名黑奴,被主人带到了属于自由州的伊利诺伊州和当时的威斯康星领地。他向法院起诉,要求得到自由,并在1850年赢得了官司。但其主人的遗孀却向密苏里最高法院提出诉讼。两州争执不休,案件被递交给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最后判决,像德雷德.斯科特不属于自由人,而是属于奴隶主的不得被剥夺的财产。这个判决引起了自由州人民的强烈反感。之后,威斯康星最高法院曾经发出人身保护令,释放了一名被捕黑人,理由是逃亡奴隶法案违宪。这就相当于一个州法院坚决认为自己有权释放一个因违反联邦法律,被联邦法院定罪的囚犯,这是一次公然的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对抗。
 
到了这个地步,言语的激烈辩论变成了流血冲突。偏僻的堪萨斯州成为北方和南方争夺的焦点。北方呼吁更多的移民去堪萨斯,而南方则把这些北方移民视为入侵者。对立双方已经开始各自筹备武器。马萨诸塞州给北方移民运去了步枪和野战炮。南方人则为堪萨斯捐款,并且组织青年远征队。1856年春天,当地的治安官琼斯带领手下,进入北方移民聚居的劳伦斯镇,把报社的印刷机扔进河里,用五门火炮对准了当地的一家酒店,因为据说这个酒店被改造成了北方人的军事堡垒。自由州把这次事件称为“洗劫劳伦斯事件”。事情刚过去不久,著名的激进分子约翰.布朗带着七个随从,来到劳伦斯镇以南的波塔瓦托米小溪,砍死了当地的几位居民,头颅被劈开、手被砍断、马匹被偷走。南方人把这次事件称为“波塔瓦托米大屠杀”。
 
南北双方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政治本来是要灵活地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在却变成了无休止地争执死板的教条。立场问题取代了实事求是的判断。同样是约翰.布朗,明明是一个想当大英雄的小人物,却被北方人视为勇士和爱国者。甚至北方的知识精英也是这样想的。约翰.布朗被判绞刑之后,爱默生说,约翰.布朗将绞刑架成为光荣的十字架。梭罗把约翰.布朗称为“光明天使”。南方人不明白,为什么北方人会把这样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魔鬼视为圣人。
 
南方从此走上了脱离联邦的不归路。他们之所以想要脱离联邦,不是因为觉得脱离联邦有更光明的前途,而是觉得留在联邦会受到更大的威胁。南方变得日益封闭,不再信任外界的思想,排斥所有的异见。南方甚至把自己的缺点都当成优点来崇拜。种植园生活中的一些恶习,比如傲慢急躁、自我放纵,都变成了南方的生活传统。南方上流社会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崇拜骑士精神的幻想,陷入了自我迷恋。在南方人看来,他们的奴隶既温顺又文明,而且对自己的奴隶身份感到既快乐又满足。
 
以后来人的视角去看,从1848年到1861年,美国之所以会一步步走向分裂,是因为南方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每一次危机,都是以南方获得某种形式的胜利结束的,但每一次,南方得到的都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战利品。1850年南方获得了《逃亡奴隶法案》。1854年南方左右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7年南方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没有一次胜利能够让南方获得实际的利益,巩固南方的地盘,甚至不能为保护南方提供任何制度屏障,但这一次次得寸进尺,都在消耗南方的政治影响力,让他们付出极高的代价,并且让全国的民意对他们更加不友好,葬送了南北之间合作的最后机会。
 
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南卡罗莱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乔治亚等州相继退出联邦。1861年4月12日南方开火炮击查尔斯顿港内的萨姆特堡,让北方人团结一心。为了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军事利益,南方邦联主动做了一回侵略者。他们朝着美国国旗开火,朝着一座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堡垒开火,朝着曾经是国家英雄的美国士兵开火。很难设想出还有能够比这个更好的刺激北方的办法了。一夜之间,大家都觉得北方必须参战,就连和平主义者爱默生都去参观了波士顿附近的查尔斯顿海军造船厂。他说,火药味有时也蛮好闻的。
唐纳尔逊堡战役
 
4 历史的启示
林肯纪念馆林肯雕像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让人们再次看到一个分裂的美国。2020年的美国,更像1848年的美国,或是1850年的美国,还是1861年的美国?
 
在解释美国分裂的时候,学者们依然习惯于用经济利益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从经济利益来看,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这是很多美国社会问题的深层根源。但是,若论收入分配的恶化,那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何以到了21世纪上半叶,才出现如此鲜明的分裂呢?而且,依常识而论,美国的选民应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政治上的立场。但是,美国人经常会投票支持对他们自己不利的政策。比如,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的州。联邦政府给了路易斯安那州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和其它“红州”(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州)一样,该州的选民却坚定地反对政府干预。
 
如果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无非是19世纪中期的南北矛盾,演变成了21世纪的南北矛盾再加上左右两派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进步派对抗保守派,唯一的变化不过是双方都变得越来越激进和极端而已。
 
那我们能够从1848-1861年的历史得到什么启示呢?
 
其实,经济利益和文化差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感。政客们比历史学家更理解历史的真相。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来自于理性思考,更能打动他们的是情感和社会关系。他们经常会把权力看作一个具有魅力的强人,并从内心深处想要认同此人。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这种情感都是散乱无序的,但在特殊的时点,这种情感会聚焦,会膨胀,会爆发。
 
从1848-1861年的美国历史,我们能够看出,能够让这种情感迅速转化为一种可怕政治力量的,其实是被冒犯的感受。学者们会认为,这种被冒犯的感受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事实上,这种被冒犯的感受无从排遣,就会积聚成时代的洪流。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南方的美国人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他们受不了北方的美国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也受不了为什么南方的学童非要学习北方人编写的教材。南方的美国人最早担心的的确是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但到了后来,他们最关心的已经不是什么奴隶制,而是一心一意要脱离联邦。甚至他们自己可能都搞不清楚了,为什么会如此执拗地想要脱离联邦。
 
这种情感政治在21世纪再度掀起巨浪。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一书中用了一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选民支持特朗普。很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都是低收入、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男性。这些人感觉自己正在排队,一条长长的队伍,一直通向山顶。山顶就是美国梦。但山顶笼罩在云雾之中,看不清楚。队伍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往前挪了。排队的人有些焦虑,但还是坚信,只要排下去,就有希望。这时,他们看到有人“插队”。黑人原本排在后面,现在居然有黑人排到前面了。女性原本也排在后面,现在居然有女性排到前面了。还有移民,甚至是难民,不知不觉地都加入了这条长长的队伍。褐鹈鹕也会排在前面。因为它们受到石油泄漏的威胁,成了濒危物种。褐鹈鹕变得比人还重要了。于是,这些选民深深地感到被刺伤、被背叛了。
 
1848-1861年的历史并不只是对美国人提出了警醒。事实上,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情感政治已经压倒了理性政治。举个例子来说,就在中国,大部分内地人其实也不关心南方那个渔村,但废青们歧视讲普通话的人,一夜之间让内地舆论转向。这也是被冒犯的感受激发出了情感政治的巨浪。
 
或许,文化精英们会鄙视这股情感政治的巨浪,甚至,他们会以为自己能够逆转这种潮流。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幻觉。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将被这个时代抛弃。看看美国的历史就能明白这一点。美国内战对美国的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内战之前,知识分子的主流是一帮文人。爱默生、梭罗,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这批波士顿文人的标配是心理鸡汤加上愤世嫉俗的嘲讽。但是,内战来了,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美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瞧不起上一代人的自以为是、浮夸傲慢,他们更强调职业水准、专业技能和务实态度。同样,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习惯在启蒙时代接受掌声和赞美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最近也找不着北了,为什么呢?时代变了。
 
这是一种进步吗?不是的,这只是一种深深的创伤。美国经历了内战之后,并没有变得更加积极乐观,相反,战后的一代更加迷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是战后一代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1861年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正好赶上美国内战。霍姆斯投笔从戎,加入联邦军队作战,并在战争中负伤,在战场上是一名战斗英雄。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他变得更加幻灭。
 
霍姆斯曾经说,内战之后,这个世界怎么看都不对劲。
 
参考书目
 
戴维.M.波特《危机将至:内战前的美国,1848-1861》
 
文章来源于千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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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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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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