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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其实只有一个样本,那就是历史。熵一年报的标题是:多歧路,今安在。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前人从未蹚过的水域,想要俯察时局、预见未来,靠过去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不够了,只能借鉴别人的经验。
 
若看全球经济,这个时代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历的科技进步、全球化都已经落幕。领导者和精英们不知道世界已经出现了变化,他们幻想还能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比如,在当时的精英们看来,金本位制是天经地义的,只有金本位制才能维持全球经济秩序。当英国在1931年退出金本位制之后,其实已经获得了独立的货币政策空间,但遗憾的是,英格兰银行并不知道该怎么利用这种新的政策工具。如今的领导者和精英们也不知道世界已经出现了变化,他们幻想还能回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该怎么办?精英们的回答是:巩固多边贸易体系。欧洲的民粹主义出现了,该怎么办?精英们的回答是:进一步加强欧洲联合。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困境,该怎么办?精英们的回答是:继续改革和开放。
 
要是这些办法真能解决问题,那就太好了。
 
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领导者和精英们想象不出来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也想象不出来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知道时代已经不同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决策者犯更多的错误,直到痛定思痛,找到敢于另起炉灶的勇气。
 
但若是只看中国经济的未来,想要找到可以对标的历史时段,会更困难一些。或许,如果我们能够把日本在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和之后的“失去的十年”,美国在30年代的大萧条和之后的“罗斯福新政”,再加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初期叠加起来,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遇到的挑战。
 
从表相来看,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当年的日本经济很像: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都遭遇了和美国的贸易战,都出现了房价上涨。虽然在十多年前就有很多学者提醒,不能重蹈日本经济覆辙,但看起来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像日本当年。但容易出现的误读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不同于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中国也不会爆发像日本那样的房价暴跌。相信广场协议背后的阴谋论,更是谬见。中国要从日本经济学习的最大教训是:一,在经济低速增长之后,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始终是走走停停,最后使得政策空间日渐逼仄;二,日本在遇到经济困难之后不由自主地回归管制经济,亦即源自二战期间的所谓“1940年体制”。
 
从出路来看,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启发应该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的名言:“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仿佛讲的就是2018年的中国经济。如果细察,“罗斯福新政”不过是一个大杂烩,比如解决银行挤兑危机的“银行假日”政策,是原封不动地从胡佛内阁的方案照搬过来的。主张遏制大企业的改革派和只关心提高农产品价格的“通货膨胀派”,迷信“财政平衡”的总统本人,和一群雄心勃勃想要改造美国社会的年轻进步主义者,同床异梦,却相得甚欢。虽然“新政”毁誉参半,但只有敢于尝试新的办法,才能冲出重围。
 
从大历史的尺度来看,如今的全球经济更像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初期。1784年,英国有个叫埃德蒙.卡特莱特的牧师发明了纺织机,他这么做是为了帮助自己教区的农民,让他们能纺出更多的纱,赚更多的钱。想不到的是,纺织机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牧师本意帮助的纺织工,在和纺织机的竞争中输得很惨。虽然工业革命带来了更多的产出,但工人从中获益很少。工业革命最初的六七十年被称为“恩格斯停顿”,因为恩格斯在1842-1844年写出了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但是,就在恩格斯写出这本书之后,历史的剧情又发生了转折。19世纪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工人的工资开始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以前的工人大多是非熟练工人,只能听命于工厂主,只有到这时候,熟练技工越来越多,才找到了一个足够庞大的劳动力市场。1900年纺织工的实际工资比1830年的水平增加了一倍还多。
 
工业革命先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随之引发了激烈的社会震荡,但最终走出了这段“死亡谷”,进入一种新的均衡,并给整个社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但不要忘记,在这段时期,曾经爆发过工人运动、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次洗牌,一次次淘汰。比如,如果你身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即使你能预知再过30年,世界经济将会进入稳步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消息可会让你在破产的时候感觉更好受一些?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即将面对的AI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力可能是一个量级的。AI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飞跃,也会导致大批劳动者失去工作。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未来可能有4亿个工作岗位被AI替代。AI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但技术进步的利益会更多地流入少数人的钱包,大部分人并不会分享到更多的回报。让劳动者转型可以不可以?理论上讲可以,但问题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比如一年之内让工人实现转型。你不可能要求一代人付出牺牲,为技术进步当垫脚石。
 
我们今后面临的是“AI之谷”。这个冲击会比中美贸易战猛烈得多。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中美贸易战,无非就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和法国曾经出现的贸易禁运。“满川风雨看潮生”。假如我们能够跨越“AI之谷”,一定能够登上另一个山巅,看到更壮观的前景,但假如我们不能齐心协力,“AI之谷”会变成另一个“死亡谷”。
 
注:本文首发于熵一荟公众号,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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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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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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