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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代对中国更大的影响在美国之外

 
文 | 何帆 叶芊林
 
当前,美国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但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特朗普新政恐难取得预期效果。中长期来看,汇率问题始终是中美之间的焦点,但其政治含义要大于经济含义。中美间的贸易关系虽然有恶化的风险,但出现极端冲突的概率正在下降。此外,特朗普在外交事务方面享有的自主权远高于其他领域,由此可能引发的各类事端值得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
 
特朗普新政无法根除结构性问题
 
自特朗普正式执政以来,白宫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减税。这些政策或许在短期内能够刺激美国经济,但鉴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刺激政策不会使美国长期的实际增长率出现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盲目刺激经济反而会因过度投资导致经济过热,而美联储又会迫于通胀压力加快加息的速度。如此一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就会受到削弱,最终的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特朗普的短期政策不会奏效,长期战略也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事实上,特朗普所主张的制造业回归的长期策略,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矛盾。一方面,美国的确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如限制某些产品进口,使一批制造业岗位回流国内。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进口的产品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因进口替代而形成的制造业工作必然是低端且低效的。自二战至今,全球经济经过60余年的融合,已经形成分工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该体系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化分工的结果,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自然会向成本洼地转移。例如,苹果手机如在美国组装,生产效率会大大低于富士康的代工制造,最终得益的却是中国的国产手机行业。
 
即使美国从中国能够“抢回”部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也大多处于低端行业。然而,这些低端的就业机会从来都不是美国真正需要的。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机器人已经成为美国就业市场最大的挑战者。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自动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机器越来越多地代替劳动力。现有研究表明,受到自动化冲击最大的群体是具有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群体。当然,美国可以为了保障就业岗位而阻止自动化的进程,但它同样要面对效率的损失,更不用说,要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还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因此,美国制造业的衰落虽然有商业周期的原因,但更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一味吸引制造业回归反而会损害美国经济的效率。
 
虽然美国经济短期内表现良好,但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朗普把美国的贫富分化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平等联系起来,试图用国际政策解决国内的问题。这看似代表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是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痼疾,任何改革都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而遭遇抵制。况且,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税制改革方案,反而会更有利于高收入阶层。总之,这些问题既不是短期问题,更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施政思路无法根除这些结构性问题。
 
特朗普上台对中国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即特朗普执政团队宣称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二是中美贸易关系,即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如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增税。总的来说,两个层面虽然各有风险,但均处于可控范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贸易摩擦甚至冲突在所难免,但爆发全面大规模的贸易战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汇率问题至多是政治话题
 
美国财政部对定性汇率操纵国规定的条件,现阶段中国并不符合。美国财政部给出的“汇率操纵国”标准中,其中一条是“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即反复净买入外汇,12月内总量超过GDP的2%”。显然,在美国看来一国干预外汇市场的目的是人为压低汇率,以获得出口优势,而这与中国央行面临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此外,汇率下行可能是中国经济的近忧,但长期来看人民币并不是弱势货币。从国际经验来看,由货币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往往是因为外债高筑。而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外债水平都比较低,而且警觉性高,去年流出的资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企业用于提前偿还外债。中国尚有巨额贸易顺差,亦不必担忧因本币贬值而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长期来看,中国还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较强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央行放任人民币持续贬值,会增加中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不利于美国缩小贸易赤字。因此,特朗普执政团队可以利用人民币汇率持续制造政治话题,但很难让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中美之间爆发贸易冲突的风险可控
 
特朗普执政为中国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于中美贸易。一方面,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使中国得以挣脱多边框架的限制。另一方面,他的执政风格显示了中美之间爆发贸易冲突的风险加剧。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有了很大调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但中国仍然是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最大贡献者。因此,特朗普一直在贸易问题上针对中国,要求与中国“公平贸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可能以三种方式呈现:
 
一是特朗普可能挑战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的底线,甚至要求改写规则,以便对中国实行制裁。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出现了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在全球众多产品市场占据优势,这使得美国政府在以往的国际贸易谈判中低估了中国的实力,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借此要求重新谈判。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凭借个人言论影响单个企业和行业,在美国国内实行反倾销或推行新的管制政策,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成本,从而使中国市场出现较大波动。
 
二是局部冲突,即双方集中攻击彼此在贸易领域的薄弱环节。美国可能暂停向中国提供高科技产品,封锁高新技术,从而影响以华为手机为代表的的中国企业的实际生产。中国的应对策略则包括停止从美国采购大额或大宗商品,如波音飞机和大豆。中美大豆贸易占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大豆的产地是特朗普最主要的票箱。此外,中国还可以威胁抛售美国国债,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尽管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三是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一旦出现全面贸易战,两个国家都会遭受巨大冲击。根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算,全面贸易战会使美国的GDP增长完全停滞,总失业人口超过百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约是GDP负增长0.64%,工业增加值下滑1.39%。但是,三个因素的存在使得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在下降:一是全面冲突的后果双方都难以承受,二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会对总统的权力带来制衡,三是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的力量不容小觑。
 
如上所述,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不会出现显著变化,中美产生极端冲突的概率也在下降。但是,如果美国过度强调“美国至上”主义,逐渐淡化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就会造成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权力真空。特朗普在外交事务方面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一旦他反复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规则,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局势会变得越来越动荡。
 
因此,特朗普时代对中国乃至全球更大的影响在美国国土之外,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
 
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海上丝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叶芊林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院研究助理
 
注:本文发表于瞭望智库,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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