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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最像历史上的哪一年

茫茫人海中,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不管是巧合也好,或是命中注定也好,总会有一些人非常相似,可能是容貌相似,可能是性格相似,也可能是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相似。  
 
我们会对这些相似之处非常好奇,不仅是出于人类喜欢八卦的天性,也是因为,从这些细微的相似之处入手,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猜测人性的奥秘。  
 
历史也是一样。    
 
每一年都有它自己的性格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每一年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年份慷慨激昂,有的年份失意落魄,有的年份平淡无奇,有的年份荒唐透顶。假设我们能够把握到不同年份之间的性格差异和性格相似之处,或许,就能更好地判断历史的转折点。  
 
假如我们是在1992年的中国,那么,就可以做好准备,迎接一场波澜壮阔的洪流。如果我们是在1929年的华尔街,那么,就会更加警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一场金融海啸中逃生。  
 
我们不妨设立一个“马克·吐温奖”,这个奖每年颁发一次,奖励给历史上和这一年最相似的那一年。 
 
2016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如果我们颁发2016年的“马克·吐温奖”,哪一年会获奖?2016年和历史上的哪一年最相像?    
 
最乐观的年份:1980年?
 
如果我们非常乐观,那么,2016年应该会最像1980年。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当时,英国首相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中国刚刚走向改革开放。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里根一样,都是媒体明星,都是共和党人,都会鼓动群众,都声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从特朗普的竞选主张来看,至少从表面上看,和里根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特朗普也主张减税,也说要放松管制。据说,里根经济学带来了美国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繁荣。特朗普也能给美国经济带来福音吗?如果美国经济实现了强劲增长,全球经济能够跟着复苏吗?  
 
从短期来看,特朗普经济学会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美国经济本来就不错,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结构性改革,美国经济或许还能再上一个台阶。不过,特朗普经济学对美国经济来说未必是好事。特朗普施政纲领中的主要问题在于:
 
(1)我们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承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当然很好,但钱从哪里出?政府出钱,就要进一步增加债务负担,靠民间出钱,搞到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  
 
(2)他的各项政策主张中有相互矛盾之处。如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债务压力会更大,通货膨胀也有可能抬头,但特朗普又不愿意让美联储加息。你能够既把蛋糕拿在手里又把蛋糕吃掉吗?  
 
(3)他的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听起来是不错,但如果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会招致其它国家的报复。如果全球经济不行,美国能够一枝独秀?  
 
我们当然希望最好的结局能够出现,但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想再次进入全球经济高速增长,需要的改革力度和难度远远超过了各国施政者的能力和魄力。
 
最平庸的年份:2015年? 
 
如果我们保守一些,那么,2016年应该和2015年一样。  
 
当我们求微分的时候,可以近似地把某个点附近的曲线看成直线。类似地,预测未来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趋势外推。换言之,历史只是一种线性的变化,不会出现飞跃。“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2016年会和2015年相似,2017年会和2016年相似,微小的变化逐渐积累,最后就形成了历史。  
 
但是,即使从我们当前的感受就能看出,2016年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就算2016年波澜不惊,但也暗藏玄机。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讲到,1587年看似毫不重要,但在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看似末端小节,实际上却将在以后掀起巨浪。  
 
仅仅把2016年视为又一个平庸的年份,可能会让我们对历史的演变做出误判。2016年不可能和2015年完全一样,它是变得更好了呢?还是更坏了呢?相信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    
 
最喧闹的年份:1968年? 
 
如果从喧闹的程度来讲,2016年堪比1968年。  
 
1968年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美国的民权运动越来越激进。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旅馆阳台遇刺身亡。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布拉格之春”,苏军的坦克很快开进了布拉格街头。法国爆发了反对戴高乐的“红五月”学生运动。  
 
2016年也充满了戏剧性: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欧洲遇到难民潮,一系列突发事件像连环撞车事件一样令人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但是,1968年并不是战后最为动荡的时刻。1968年来得猛烈,去得匆忙。就在大家以为很快就会出现剧烈革命的时候,历史却忽然若无其事地掉头而去。在战后的岁月里,1968年不过是寒风中的一个冷战,波涛中的一朵浪花。  
 
从历史的长角度来看,当时战后经济处于相当不错的时候。发达国家的普通居民也只有到了60年代才真正进入现代社会,汽车、电视、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纷纷涌入寻常百姓家。王尔德说过,世间有两种事情最痛苦,一种是求之不得,一种是求而得之。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开始感到厌倦和不满。  
 
大致来看,每隔20年,社会思潮就会出现一次巨大的转向。新一代人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就要表达他们的心声。  
 
1968年,最不满意的人是从1945年到1952年间出生率激增的婴儿潮一代,出生在这一代的人们没有经历过饥饿、贫困和战争,但他们却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化,对日益僵化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  
 
2016年,最不满意的人是各国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在全球竞争的时代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工作、住房、教育、医疗,件件都是让人揪心的事情。全球化列车的速度太快,他们感到晕车,要求减缓车速,或是把车停下来,他们要下车。  
 
除了不满,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1968年巴黎学潮,墙上到处都是涂鸦,有个学生写到:“我想讲自己的话,但不知道该说什么。”2016年,那些不满的人们有着同样的困惑。难道2016年和1968年一样,都是历史上定期的宣泄?    
 
最凶险的年份:1936年?  
 
1936年,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了,虽然经济出现了回暖,但说好了的经济复苏并没有出现。  
 
1937年,美国经济陷入了第二次危机:股市再度暴跌、银行大量倒闭、失业率飙升。  
 
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不宣而战。英法两国面对德国和意大利出现的法西斯势力,不仅没有出手遏制,反而姑息养奸,实行绥靖政策。  
 
1938年,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并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这一协定。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回到伦敦之后,受到的是迎接英雄般的欢呼,大家都赞扬他避免了一场战争。结果,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巴黎很快就沦陷了。  
 
回头再看,1936年是政治、经济上的反动力量开始发动总攻的时候,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坚持立场、果断阻击,但当时的领导人或出于怯懦,或出于无能,并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最终的结果是引火烧身。  
 
当年投票支持希特勒的选民,并非都是教育程度最低的无知民众。中产阶级中有很多投希特勒的票;大学生中有很多投希特勒的票;公务员中也有很多投希特勒的票。  
 
德裔学者格申克隆在《德国的面包和民主》中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写到:“在特定的形势下,一个根深蒂固的民主制度会选择自我毁灭。”一旦魔鬼从瓶子里出来,就很难再把它收回去。  
 
2016年,全球化出现了退潮,民主制度出现了逆流,民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升温。当然,我们在今天还没有看到希特勒一样的人物,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将进入更加黯淡的“黑铁时代”,国际政治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安与冲突。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怎么看我们这一代人呢?会不会和1936年一样,还是狂人和侏儒的对决?    
 
最悲观的年份:1914年?  
 
1914年的夏天本来晴空万里,突然间风雨大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即使是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也没有预料到战争的残酷程度。这是无数慌张、迟疑、误判和蠢动合力塑造的历史悲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科技进步,各国经济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世界政治也出现了数十年难得的和平。这使得人们产生了盲目的自信,对蛰伏的各种风险视若无睹。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梦游者》中写到,当时的领导人都像在梦游一样,稀里糊涂地掉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我们不是在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值得警醒的是,无论是全球经济体系,还是全球政治体系,都隐藏着很多风险,这些风险已经在断层线积蓄了数十年的力量,地火始终在燃烧。那么,到什么时候,才会突然爆发危机?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对未来的预测比较灰暗。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让我乐观起来之前,我保持悲观的态度。尽可能地想象时局的艰难、人性的险恶,才是不会失望的最好的办法。悲观或乐观其实都不重要。乐观很容易,悲观也很容易,难的是如何在悲观中找到乐观的理由,这需要一点智慧,一点远见和很多担当。
 
注:本文已发表于罗辑思维“何帆大局观”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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